法定赔偿制度是在实际损失、侵权获利和许可使用费三种计算方式无法精准确定赔偿数额时的一种兜底形式。法定赔偿起源英美法,20世纪末被我国司法、立法接纳后在我国经历了“慎用-滥用-纠正”的三种阶段。法定赔偿在我国发挥了补偿性与惩罚性双重功能,发挥适当赔偿、限额赔偿和提高诉讼效率的作用。经过实证考察可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定赔偿存在适用过多,赔偿数额仍处于较低水平,考量因素已经初步形成;法定赔偿上下限额已经形同虚设;法院在实践中将法定赔偿与其他赔偿混淆,对权利人的举证采用消极态度,使得不该适用法定赔偿的适用了法定赔偿制度;法定赔偿与惩罚性赔偿如何相互适用,实践中还存在标准不一等诸多争议。法定赔偿制度要更加完善,除了自身规则的优化,更有赖于整个知识产权赔偿体系的良好构建。对整个赔偿体系构建而言,法定赔偿需要处理好与酌定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的关系。在法定赔偿与酌定性赔偿的关系方面,应该纠正酌定赔偿的错误认识,以对实际损失、侵权获利等计算方式扩大自由裁量达到酌定赔偿的目的。酌定赔偿应该取代异化的法定赔偿,在给予法院较大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优先适用;在与惩罚性赔偿的关系方面,法定赔偿应该回归其补偿性的本质功能,由惩罚性赔偿发挥预防功能,以此形成威慑作用,法定赔偿不必考虑惩处侵权人之侵权恶意。如情节严重,可成为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基础,在法定赔偿数额基础适用惩罚性条款。在自身规则方面,应该允许权利人主张适用法定赔偿,充分发挥其替代性功能,并有利于化解纠纷;法定赔偿不宜再增加其上限额,已有惩罚性赔偿打击侵权、形成威慑作用,法定赔偿应贯彻填平原则;同时,应该建立证据披露规则和举证妨碍制度,引导当事人积极举证,使得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结果更加科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