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伴随着国家兴衰、文明更替。从18世纪初全世界普遍性的马尔萨斯陷阱,到两次工业革命后经济增长的“大分岔”,再到两次世界大战、两次经济危机……特别是百年不遇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范围的经济下行与政治嬗变交织,引发了一场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层次、结构性和持续性的制度危机,促使各国的思想家从制度层面重新反思发展问题的根源。而从制度层面反思发展问题的根源,有万年尺度、千年尺度、百年尺度的研究,有来自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史学家、哲学家等从自身的学科资源和分析框架入手,给出的概念、定义、叙事和理论:托马斯·霍布斯、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约翰·罗尔斯、曼瑟尔·奥尔森、大卫·兰德斯等给予了广阔的视角、丰富的研究层次和多维度的理性判断。作为经济学家的达龙·阿西莫格鲁,堪称政治与经济“跨界”研究的典范。他创新性地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学问题,构建了一个理解政治问题的框架。从政治发展理论的维度,达龙·阿西莫格鲁学术思想的核心在于以“制度”为主线和归因,用经济分析、量化研究、历史比较等方法,解析了制度与权力、制度与经济绩效、制度与国家兴衰、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等多组重要关系。阿西莫格鲁政治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特点和贡献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制度决定资源分配为逻辑起点,用动态博弈均衡框架建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互动因果关系。制度是由利益集团通过影响当前和未来资源分配的政治力量来决定的。政治权力分配对经济制度变迁起决定作用。当期精英群体主导当期经济制度和下一期政治制度。二是建构政治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为民主的创立和巩固提供了动态框架和理论模型。对从非民主走向民主、民主创立后瓦解并始终无法巩固、保持非民主或民主化被推迟、非民主但保持社会稳定这四种政治道路提供研究框架,并使预测政治道路的走向提供可能。三是聚焦经济结构对民主的创立和巩固的影响,作出了有关民主发生的经验性预测。阿西莫格鲁将不同社会有不同的政治结果的事实归因于该社会具有的不同的基本经济结构,从产业经济结构(资本密集度)、产权分布的人群结构(中产阶级等)、资本与贸易在全球流动的结构(经济全球化)三个层面分析经济结构对民主发生与存续的影响。四是确认制度与国家兴衰的逻辑关系,提出“制度逆转”驱动“财富逆转”的重要命题。阿西莫格鲁将制度作了“好制度”与“坏制度”的区分,认为包容性制度是好制度,汲取性制度是坏制度。他确认和强调了包容性政治和经济制度是国家长期保持兴盛的根本原因。汲取性制度虽然也能刺激经济增长,但汲取性制度下的增长不可持续。国家经济和政治失败的解决方案是把汲取性制度转变成包容性制度。阿西莫格鲁政治发展理论在制度变迁理论、权力机制、政治制度与经济绩效关系、论证方法、意识形态偏见,以及对中国经验的解读等等,都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但他从制度层面揭示的政治经济的结构逻辑和国家兴衰的规律,确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启示。在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可以借鉴阿西莫格鲁政治发展理论的相关成果,深化包容理念、加快制度改革、推动简政放权、提高能力建设、释放制度的资源性特征、激发社会活力,推动以制度空间激发发展活力、以制度创新增强发展动力、以制度体系的完善提升全面发展能力的改革,推进民族伟大复兴并使国家长期保持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