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维持经济增速的关键,且提高创新效率具有迫切性。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之一,其创新行为受制度环境约束。而对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而言,非正式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可能更加明显。且我国正处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加速发展阶段,信用建设对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成效以及其中的作用机制值得进一步的探讨。本文在梳理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与假设,以2010-2018年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先构建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并利用工具变量法（2SLS）回归验证信用环境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其次,分别以政治关联、融资约束和交易成本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并利用逐步回归法和Bootstap分析检验中介作用,从而验证信用环境对企业创新的作用路径。接着,分别以企业规模、所有制类型和所属行业要素密集类型为标准划分总样本进行分组回归,进一步探究不同条件下信用环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的差异。最后,依次替换企业创新和信用环境的代理指标,并利用Tobit估计重新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发现:信用环境对企业创新具有正向作用,且该作用对于中小企业、国有企业以及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企业更为显著。同时,政治关联、融资约束和交易成本在信用环境与企业创新间起中介作用,信用环境的优化可以通过抑制企业构建政治关联的行为、摆脱融资困境和削减交易成本来提高企业的研发效率。最后,基于实证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从落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政府监督和信息披露机制、资本市场和金融制度等角度深化信用环境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并真正发挥政策的激励作用。总之,本文深入探讨了信用环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政治关联、融资约束和交易成本的中介作用,一方面有利于丰富企业创新和非正式制度因素相关研究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简政放权等提供政策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