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发现一条能对全体的人类行为产生普遍规制效力的道德原则，从古到今对道德原则的普遍性寻求以及对其规范合理性基础的哲学说明，一直是道德哲学家们锲而不舍的追求。康德考察了历史上各种道德原则，发现它们在普遍性运用及其哲学合理性根基方面都存在着不尽如意的地方。为此，康德构建了自己的“先验”哲学体系，康德用“先验的”来代替“形而上学”，康德的这一改革对后来的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传统“形而上”探讨的是外在的客观真理，而康德的“先验”哲学却转向关注主体认识能力的内在条件，把主客二元对立的问题纳入主体内部，开启了哲学的“人本”化转向，奠定了后世哲学的发展方向。“普遍性”概念及“普遍性”所引伸出来的普遍有效性方法论原则，是理解康德“新形而上学”即“先验哲学”与旧的“形而上学”的关键所在。为此，我们得出:一、对普遍性来源的不同看法，是区分康德“新形而上学”与传统“旧形而上学”的主要标志;二、以康德的道德命令为例，普遍性原则把具有先验性的、纯粹的道德形而上根据即纯粹实践理性“具化”成了有普遍效用的道德公式，这在理论上保证二者的逻辑一致性。即普遍性原则既能保证“形而上学”所要求的超越性、绝对性，也能保证实在应用方面的可操作性。同时，我们还看到康德在保证道德普遍性所作的努力:(1)用形式统筹逻辑，(2)用逻辑统筹心理，(3)而到了人的知性心理认识能力中康德又尝试着用形式统筹内容，(4)用已知（形式）统筹未知（世界），康德的这些工作保证道德绝对命令的普遍性与必然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