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面对2020年新冠肺炎大流行,中国成为全球少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之一,更是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100万亿人民币的成就,这一切成绩都让人好奇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按照传统经济学思维,劳动、资本、技术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而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要素决定了一经济体的长期增长,中国自身也存在优越的制度优势,这让人不禁思考制度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演进为出发点分析研究了中国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思路如下:从制度与制度创新理论入手,对本文所需的制度和制度创新概念作出界定,并对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出阐释。对现代经济增长模型进行数理推导得出制度创新变量影响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和结论,结合1999-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演进过程总结制度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规律,对中国制度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并提出对策建议。本文的绪论部分交代了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对制度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文献进行述评、交代研究内容与基本框架、创新点与不足之处。第一章从新旧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的定义入手,对本文使用的制度概念进行界定;并按照前人对制度变迁的描述划分内涵得到制度创新概念,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进行简述并总结出了制度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与机制。第二章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度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演进过程与现状。按照改革开放以来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制度创新,将1978年以来的时间划分为四个阶段,用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度量制度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成效,用非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等指标衡量制度创新的实行水平,分析了不同阶段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总结规律。在第三章通过对引入制度变量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与内生增长理论进行数理推导并得出结论:在制度外生和内生增长模型中,都存在平衡增长路径与稳态条件。制度创新会引起长期经济增长率与人均产出增长率长期增长,但当技术影响参数不变时,制度影响系数过大会造成长期经济增长率与人均产出增长率的下降。第四章结合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诺思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把制度因素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纳入取对数后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当中,以度量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从产权变革、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三个方面对制度创新核心变量进行量化,采用熵值法对三个自变量分别赋权形成制度创新的复合指标,并结合劳动力供给、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等变量,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1999-2019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民生产总值进行回归分析;同时按行政区划将30个省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进行分地区回归,最后对回归结果进行方差分解分析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并对前述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出研究结论。本文在第五章提出如下对策建议:（1）保持政策的连贯性以保证制度创新的稳健性,实行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制度创新;（2）将产权改革放在突出位置,创新国有企业改革思路;（3）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4）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建设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5）因地制宜提供政策供给;（6）发掘制度要素对经济发展贡献的潜能。本文的研究结论来自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理论上,应当在合理范围内实现符合当前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制度安排,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之间需要协调发展。实证上,制度创新能够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制度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在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并不明显,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显著,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资本、劳动、制度、技术进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依次减弱。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效应与增长效应存在倒挂现象。本文的创新主要在于:（1）按照制度创新促进经济增长机制设定代理变量并用熵值法整合为制度创新变量;（2）采用了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30个省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分析的维度较为全面;（3）将30个省按照行政区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与东北四个区域,对各自区域中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回归分析,比较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达成了从宏观到中观的下沉。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对制度因素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仍需完善;制度创新这一联合变量中的子变量选择尚不全面;在构建制度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时,采用了较强的假设,在日后的分析中该假设有待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