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大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愈发重要。在外部世界对大学的需求与日俱增的同时,大学自身也在寻求转型,从相对封闭的“象牙塔”发展成为经济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在此过程中,大学的知识生产方式从专注于基础研究,转而频繁地参与产业技术开发,形成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合作创新模式,而大学的组织结构也随之演变,形成了众多的“混成组织”,这类跨界机构进一步促进了产学联系。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学从高等教育机构向多职能组织演变,成为区域知识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大学的职能日益多元化,大学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多维路径,本研究试图从产学联系的视角来考察大学如何从不同的空间维度对城市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围绕研究主题,通过梳理三螺旋理论、知识生产理论、知识流动理论和区域创新理论,形成了“大学、知识与区域发展”的理论体系,基于此构建了产学联系视角下大学对城市经济发展的研究框架。本研究利用网络爬虫技术获取了2004-2015年中国的合作和转移发明授权专利,筛选得到产学联系专利,并根据特定规则从中提取产学联系数据,从而借此考察产学联系的空间特征及其对城市经济发展的网络效应、本地效应和集群效应。主要研究内容、方法和结论如下:(1)通过空间分析方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刻画了中国产学联系的总体发展态势和空间分布格局,随后考察了城际产学联系网络的时空演化和组织结构。结果表明,产学联系数量逐年增长,并以跨城模式为主,而产学联系的空间格局比较稳定,行政等级高和经济发达城市是产学联系的频发地,这些城市往往拥有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和创新型企业,具备发生产学联系的优势。此外,城际产学联系网络持续发育,拓扑结构复杂性不断提升,组织结构经历了“先离散,后集中”的发展过程,并且北京在网络中的核心地位愈发凸显。跨城产学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行政区划约束,同时,产学联盟、国有企业和产学研机构是推动城际产学联系网络发展的重要制度性因素。(2)通过城际产学联系网络构建城市的“产学邻近”矩阵,采用空间β收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城际产学联系网络的经济收敛效应和经济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城际产学联系网络促进了城市经济收敛,有效缓减区域经济差异,但经济收敛效应有弱化趋势,可能是由于经济发达城市彼此间的产学联系增多,导致子网构成出现了“俱乐部效应”;城际产学联系网络具有经济溢出效应,但经济要素的溢出效应有限,人才等高级生产要素的经济影响仍具有本地性。此外,城际产学联系网络中城市的节点地位差异导致其汇聚知识和信息的能力不同,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在控制行政等级和对外开放等级的影响下,验证了城际产学联系网络的节点等级效应,城市的产学网络地位与创新创业发展呈正相关性。(3)通过面板回归模型,考察产学联系强度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产学联系事件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积极影响,而产学联系金额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产学联系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知识溢出,而不是收益获取。此外,根据产学联系的主体(大学和企业),测度城市的高等教育基础、科学研究基础、产业研发基础和创业环境基础,进而构建城市吸收能力指标。通过在模型中引入城市吸收能力变量,探讨产学联系强度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调节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城市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不存在,可能是城市的吸收能力不足所致,但更可能是由于产学联系作为商业合作,所产生的知识具有排他性,因而无法被其他企业吸收。但城市吸收能力表现出中介效应,说明产学联系通过提升城市吸收能力,促进了城市对其他来源知识的吸收,进而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城市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在创新驱动期和东部地区比投资驱动期和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4)以上海市为例,在高校扩招和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大学在城市内部的空间分布表现为从核心城区向郊区迁移。大学与亚城空间的关系更加多元化,大学校区对亚城空间的渗透性会影响两者的互动关系,进而影响基于大学的创新空间生成。通过空间Tobit模型验证了大学在城市内部与创新型企业的同位性,结果显示,研究型大学和创业型大学比普通大学在与创新型企业的同位性方面更强,并且老校区比新校区更强。基于此,本研究划分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类基于大学的创新空间模式,大学均扮演了重要的“区域治理”角色。选取五角场和紫竹科学园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大学与周边企业的产学联系最为密切,表明基于大学的创新空间的确担当了城市经济发展的创新极。本文构建了大学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概念框架,并建立了产学联系数据库,为此类研究提供了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未来应关注大学的科技人才培养对经济的影响,全球尺度上的产学联系及其影响,以及大学在区域治理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