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期，王朔以小说《空中小姐》首开新时期中国文坛言情之风，使“爱”这个人性中的重要部分剥去了长期掩盖于其上的社会性外衣，回复到孩童式的自然与纯真。其后，他创作了“顽主”系列小说，刻画了“顽主”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从“文革”到新时期的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社会心态。作品中隐含的对金钱的重视，对精神价值的轻蔑，传达了一个商业社会来临的信息，切合了大众在市场经济时代追求平民化世俗化的文学胃口。 玩世不恭的写作态度和调侃式的写作风格是王朔引领大众文化潮流的标志，而真正打动读者的是他对真实生活的揭露和对人性的真实抒写。从共和国当然的继承者到社会边缘人的生命落差培养了他分辨真实和虚假的敏感力。他调皮机智、痛快淋漓地解构着、嘲笑着现实生活中束缚人们自由精神，压抑人性的思想意识、规章制度和虚假偶像，以一种极端的反英雄主义的面目揭了中国文化的老底，重重地批判了中国的政治、道德和文学中忽略人性的地方，启迪了人们对建立新的道德秩序的思考。他勇于面对自己暴露自己，勇于揭露社会的丑恶和自我人性的全部秘密，戳穿了社会上、生活中、人性里的虚假一面，使真实露出了可怕的面孔。 王朔通过他的写作肯定了人的自然欲望，折射了人们共同生活于其间的现实变革。中国人早已悄悄改变的价值观、道德观、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通过王朔的表述豁然开朗。他以一颗真诚的心去感悟时代的变化，去回应人们心灵深处的真实感觉，把人性放在表现的核心，从而在当代文坛赢得了一席之地。 “跟知识分子过不去”是王朔一以贯之的创作态度，他对知识分子的激烈攻击是与他对市场需要的重视相呼应的。他依靠传媒的巨大影响力，把自己毫无保留地推向市场，塑造了中国第一个畅销作家的自我形象，直接促成了中国市场文艺观念的建立。他对知识分子的尖刻批评，不断引发知识阶层对人性、知识和道德等问题的深层思索。王朔认为，知识上的诚实和道德上的责任感是知识分子取信于人的资本，也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最终凭借，他们应该回到知识本身，维护自己的职业道德和职业尊严。 王朔调侃的风格得自于北京城特殊的政治地理环境。在语言上，王朔最有创意的就是庞大的雅、俗、痞相结合的语言系统。他创造了一种破坏式的对话理论：在对话中，语词不再被意识形态所充盈，相反，它的意识形态涵义被逐渐抽空，从而形成一种反讽式的滑稽效果。随着对语言的颠覆，建立在此一套语言系统之上的价值体系也就不攻自破。王朔用谐谑的方式，传达了某种不便传达的真实。他用心地捕捉大众生活用语，成功地从当代口语中提炼文学语言，因此他的小说语言具有非常鲜明的口语化色彩。同时他追求富于情趣的细节描写和生活图景的自然化，长于对人物神态的细心体察和精湛描写，从而增强了作品的实感。但是在一些作品中，王朔对语言摇摆不定的态度，表明了他倡导的解构之路已接近尾声。 追求真实与人性，是贯穿王朔创作过程始终的一根红线。王朔的创作加速了旧观念的拆解，而建设健康的充满现代意识的人性，还有待于更多的后来者的努力参与。只有崇高的艺术才能帮助人们克服个性中腐朽和愚昧的非理性因素的困扰，回到自然放纵的本真乐趣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