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背景下,我国对其他国家的投资规模和频次均已大幅增加。然而,在此过程中,我国企业所面临的东道国风险也更加复杂。由于国内对东道国综合风险的研究不多,企业在对东道国投资之前,所面临的综合风险评估是一个难题。而本文综合了各个常用的分项风险,对各分项风险以及总体风险做了理论分析和综合的数据测算,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本文首先介绍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下的克鲁格曼垄断竞争模型,通过比较企业预期效用与企业利润的关系,逐步推导出企业可能会对一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条件。随后,本文从风险的构成要素、风险偏好以及投资动机三个层面展开,详细探讨了东道国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机理。本文综合各种文献,选出了起主导作用的几种风险影响因素。在风险偏好的层面,假设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具有风险偏好特征,那么企业会倾向于对风险较高的国家投资。在投资动机上,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具有市场寻求、资源寻求以及技术寻求特征。在不同的投资动机下,东道国风险对我国企业OFDI的影响机制也有所不同。在风险测算方面,本文采用改进的主成分分析法(PCA),测算出所选样本的各项风险值。从各国的风险值可以得出,发展中国家的综合风险值在总体上比较高。而分析各国风险的波动可知,我国企业愿意对一国直接投资的条件与前文理论模型推导的一致。本文根据64个国家近1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东道国风险对我国OFDI的实证影响。结果表明,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法律风险均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影响,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各项风险上均不存在风险偏好的问题。在投资动机上,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确具有市场寻求、资源寻求以及技术寻求动机。而在加入风险与投资动机的交互项之后,风险对投资的影响也会被抑制或促进,这与理论分析结论是一致的。由于我国企业未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会越来越多,本文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数据做了重点测算,并对其样本单独做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与全样本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