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以“现代性”为切入点,研究处于古典向现代转型期的诗歌——“诗界革命”与“五四”新诗运动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在使用用现代性这一术语时包含以下几点用意:现代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现代性首先表现在与传统的差异或对抗上:中国的现代性是以西方的现代性为参照,作为外生后发型的中国也不得不如此;现代性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表现为一个持续的历史进程,不能用某些既成框架或教条来束缚。以此观之,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社会及文学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晚清至五四是个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诗歌发展变革的诉求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梁启超的有关“诗界革命”的理论及黄遵宪的诗歌实践典型地体现了处于现代性社会初期的诗歌的现代性:求之于欧洲的观念:现代世界意识的觉醒及对语言现代化的追求理念。比如黄遵宪“吟到中华以外天”体现了世界意识觉醒;“我手写我口”,倡导以俗语、口语入诗,体现了对文言表达系统的某中离弃,这种离弃其实是对古人在诗歌观念中建构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的背叛,具有现代性内涵。胡适所领导的“五四”白话新诗运动有一个从继承晚清“诗界革命”到突破之的阶段性过程。这个过程,主要体现在从“以文为诗”、“以白话为诗”到“诗体大解放”三个革命方式的探索,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去国集》前后、《尝试集》第一辑、第二辑之后三个创作阶段过程中。胡适所看重的自己所做的《关不住了》,更多的原因是因为在诗中以“白话”来传达的一种现代情感经验,以新的语言及诗体解放来呈现的新的“自我”的成功。新诗的奠基者郭沫若实现了真正的“诗体大解放”,不仅用白话代替文言,娴熟地运用自由体,并且塑造了鲜明的“自我”现代形象,完成了中国诗歌的“脱胎换骨”。晚清的“诗界革命”是诗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在诗体变革上虽仍未冲破古典诗体的整体规范,但在观念、方法和方向上已为“五四”新诗运动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五四”新诗运动正是沿着晚清“诗界革命”打开的通路,总结它的历史教训,以更彻底、更科学的姿态继续拓近,赢来了中国诗歌创作的新局面。在现代性的大语境下,“诗界革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中国诗歌的变革意识;(二)参与者都带着启蒙主义的精英意识;(三)对西方诗歌经验的有意识借用;(四)总体走向都是弃雅向俗,表现出通俗化、自由化的发展趋势。“五四”新诗运动虽受“诗界革命”影响很深,但我们决不可因此抹杀它自身的伟大意义,笔者认为,它较之“诗界革命”的历史贡献在于:它第一次“有意地主张白话文学”,第一次全面彻底地冲击和颠覆了以文言文为中心的传统文化文学秩序:就诗歌变革的整体性而言,“五四”新诗运动也表现出自身特有的意义,表现出更多的对审美理想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