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从语言学得到了重要的参照模式(1),它对本文的启发之处主要有三:其一、“关系”范畴,在结构主义看来,研究对象并不是自发呈现的客体,而是永远处于关系网络之中的“点”,而研究对象本身,也是由内部关系构成,也就是说,结构主义的研究兴趣在于“关系”。其二、建构思维,据罗兰·巴特的说法:“任何结构主义活动的目的??都在于重新建构一种‘对象’”(2),即打破研究对象的表象,将其以更理性抽象的方法呈现。三、共时性优于历时性。结构主义并不重视研究对象的历史传承关系,而是重视其在共时网络制约之下的必然性。虽然金圣叹与结构主义相隔数百年,却因文本位的小说观走上了颇具结构主义色彩的路径,大致可以概括如下:首先,他借助文章学方法,将小说评点的事本位转变为文本位,这主要是通过颠覆传统的文事关系进行的。其一,他在史学领域扛起重文的旗帜,衔接上了魏晋以前的重文传统,并将《史记》作为文反制事的先驱,重新审定叙事文体源头的创作观念即为文事并重。其二,他对文的内部运行规律做了一定程度的阐发,树立起文的本体地位,而文中写事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给文提供着力点。然后,基于文本位(3)观,他还对文中之事作了具体限定,要力求活画,要服从笔性。以此固着文事的权力体系,将以往小说评点的事本位观拨至对立面——文本位。其次,在整体性前提之下,金圣叹有着明确的功能意识,他不仅发展出了功能的多种形态,将次要功能进行再度分层,并且将文本中的静态元素都视为功能载体,他考量文本人物的首要标准也是其结构性功能,在形式层面将每一元素勾连为更加紧密的整体。再次,他建立的系统模型是结合了正史与文章作法的文史结构,他将《水浒》一书视为一百零八人传记的结撰,其中主要包括单人正传与合传两种模式,而这些传记如果要实现有机联合,必须借助章法的配合,同时章法还负载着维持结构平衡、前后呼应、保持内置部分独立面貌的多重任务,可归结为联结原则、平衡原则、对称原则、变形原则四项。最后,他以共时轴的关系重建深层结构。他所倚仗的春秋笔法,原本只是依托能指与所指的稳定连接、通过对能指符码的变形处理来寄寓内在深意的笔法,属于投射式表意过程,而他在这个名目之下,拆开了能指与所指间的稳定连接,将意义框定在多组二元关系中,他以此方法颠覆了宋江形象,并由此深化了文本主题。这一条意义读解路径,正与结构主义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