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遗记》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大军中的一员,有自己独特的魅力所在,然而当今学界却对其重视不够,其独特性一方面是由于其所处时代造成,另一方面则是由其文本本身造成的,结合时代特色从版本、作者、体例三个方面来探讨可以展现《拾遗记》在文学自觉时代的特殊性及其研究价值。首先,《拾遗记》的版本源流问题。古小说的散佚问题往往阻碍了古小说的进一步研究,《拾遗记》早在萧绮所处的梁代就已经散佚,后经过萧绮的搜集整理,可见其情况的严重。自萧绮后历朝历代的流传中,《拾遗记》的版本又出现了新的变化,考辨其版本流变,可以发现《拾遗记》最主要的版本系统是明嘉靖十三年顾春世德堂刻本,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顾本为基础的庞大的流传体系。除顾本外,还有《稗海》本、《说郛》本、《历代小史》本等可供参考,《稗海》本与顾本内容出入较大,《历代小史》则无序录,《说郛》与其他诸本又有不同,将四种不同版本结合起来可以对《拾遗记》的版本情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其次,《拾遗记》的作者问题。经过考证可以排除虞义作的可能性,可以将《拾遗记》定为王嘉与萧绮共同创作的结果。对王嘉的生平、籍贯及交游情况进行梳理,从王嘉与道安、苻坚、姚苌、梁谌、孙彻的交往中对王嘉的生平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在此中体现出的作者复杂的身份也为能够为论述《拾遗记》体例打下基础。除王嘉外,萧绮的情况在史书中无从查找,通过对录的研究,可以初步总结出录中体现的萧绮的思想,这样能够对其人有一个初步的探索。第三,《拾遗记》的体例问题。通过与时代相近的同类作品《搜神记》的比较,总结出《拾遗记》体例的特点有二,一是以史传写博物,二是小说评点式,这与《拾遗记》复杂的作者及作者身份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拾遗记》体例的与众不同对后世志怪及道书具有深刻的影响。其史传与博物结合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新变开辟了道路,虽然是不甚成功的,但意义重大。其小说评点的“他评”形式昭示了小说文体的独立,开创了后世小说评点这一新的文学评论形式。在史传体例方面对后世的道书也有一定的影响。版本、作者和体例的研究仅仅是《拾遗记》研究的第一步,通过对其文献及体例的论证仅仅解决了一些《拾遗记》相关的基础问题,以期引起学界对《拾遗记》研究的重视。关于《拾遗记》“小说评点式”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创作的分流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