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海洋人类学的一个研究趋势是从初期侧重考察海洋社区与渔业人群的生计、宗教、习俗、性别,转向强调对海洋生态、环境污染治理、渔业资源管理、全球化与海权、海洋遗产等问题的应用性研究,尤其是海洋生态保护问题,日益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人类学介入海洋生态污染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生态学、海洋学、环境科学在此问题上社会文化视角的缺失,丰富了当前海洋人类学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富有启发意义的议题,为我们进一步探知人类与海洋环境的复杂互动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从海洋人类学与环境人类学视角出发,本文通过闽东一个渔港——沙埕港的海域生态环境变迁与重建的深度民族志考察,试图回应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性的海洋社区围绕生态环境所展开的复杂表述与实践。作为一度海洋资源十分丰富的渔港,历史上沙埕人以“水”为纽带建构起一个水上网络,并在变动的生态环境中发展出适应海洋的生计方式与社会文化。随着1950年代沙埕港域社会重组,追逐丰产成为集体化社区的一个目标,由此也使得港域生态从相对平衡走向“失序”,此时期,政治、技术与管理、丰产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影响港域生态变迁的一系列文化因素。在沙埕港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国家权力逐步显示出对地方性生态系统的决定性影响,在政策的引导下,技术变革刺激了现代大规模渔业生产模式的产生与发展,敲鼓、大围缯等典型的集体化时代捕鱼作业以及“劳模”等技术能手符号的创造与宣传,为社区制造了一个以“黄鱼”为标志的丰产时代,而作为丰产象征的地方图景,如各类集体产业繁荣和铁枝等竞技性习俗展演,也为沙埕港带来了富饶的声望。然而,海港社区丰产的背后,同时也正隐藏着生态衰退的开始。这一段社区集体化时代的丰产历史,也是海港走向生态退化的关键阶段。在“丰产”谢幕之后,沙埕人不得不面临着生计转型的选择。随之远洋捕捞和近海养殖业的兴起,在沙埕港域的社会生产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也给聚落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然而,这类新兴产业却最终同样成为另一类向海洋掠夺的生产模式。尽管以往集体化社会那种“丰产”政策不再成为唯一的支配性生产行为,但在追逐商业利益的目标刺激下,渔民的养殖与捕捞行为仍然对整个渔港的生态系统产生很大的影响,加剧了渔港生态系统的进一步恶化。此外,身处全球化背景之下,海洋流动性、公共性以及拥有优良运输条件的特点,导致渔港最终无法摆脱工业化的命运。作为环境等级秩序（Environmental Hierarchy）的一个“牺牲品”,沙埕港成为邻近相对发达的浙江温州制造企业、污染企业向其转嫁污染和风险的首选地。在政府的主导下,港域的功能发生了变化,逐步从一个单纯的渔港,变成了越来越具有工业化色彩的海港。而伴随着填海、工业规划建设等工业化进程及污染企业的“进入”,使得港域生态污染成为一种社会性的问题,随之地方政府与当地社区、渔民之间,围绕着渔排改造、郎当山开发、东港工业污染等生态重建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互动与博弈。可以说,沙埕渔港的生态变迁过程,影射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问题。无论是作为公共决策方的地方政府、抑或作为习俗层面的地方组织,还是直接与海洋资源打交道的渔民群体,都在港域生态环境问题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与作用,他们共同“制造”了渔港的生态剧本。总之,沙埕的生态退化、污染与重建过程,生动地展现了海洋社区在生态问题上的复杂意义,也提醒我们重新思考海洋生态所具有的地方性。以往人类学的海洋生态保育研究,受“高尚生态主义”（Noble Conservationism）的影响,存在着过于夸大地方知识积极性的情况,忽略了地方/土著群体在生态环境认知上的复杂性。实际上,沙埕的案例表明,渔民的环境伦理意识是变动性的,他们更容易将海洋当作一种公共资源而缺乏显著的生态伦理,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利益之间,他们有时更倾向后者,这也就是渔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生态账”与“经济账”的博弈。易言之,在互惠行为背后所潜藏的地方生态意识缺失,其实都是社区利益在作祟,由此可见,只有将海洋生态环境问题置于不断变化的地方性场景中考察,才能真正理解当前海洋生态的变迁与保护处境,而这就是本文所希望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环境地方主义”（Environmental Localism）的曲中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