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称《聊斋志异》是一部“孤愤之书”,这就决定了抒写情思是它的主要目的,因而,蒲松龄的个人形象就成为读者解读这部小说的重要切入点。蒲松龄是中国封建社会末世落魄文人的典型代表,他终生都在为科举功名和家人生计忙碌奔波。科举的蹉跎不遇,使他无力改变自己身为一介寂寞失意的下层寒士的悲凉命运;经济的贫寒窘迫,使他不得不靠设帐坐馆维持生计;社会地位的卑下,使他饱受世态炎凉的折磨。但是,贫穷的生活、卑屈的地位,却塑造了他磊落脱俗的高尚品节和激扬傲世的率真个性。寒士,是《聊斋志异》男性形象的主体,是蒲松龄人生追求的种种感受和体验以及对寒士阶层的深切同情相凝结的产物。蒲松龄在撰写这类作品时,用不着以“集腋成裘”的方式收集资料,凭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深沉的情感体验就足以进行创造性想象了。在创作这些形象时,蒲松龄把自己的主观情感完全移注到这些客观形象之中,通过对这些不幸士子的境遇与感受的描写,宣泄自己积郁于心的满腔愤懑,故《聊斋志异》中那些描写失意寒士生活、精神题材的作品,多具有浓重的主观色彩,都是作者本身的生活遭际和情感体验在小说中的投射。作者在“按照自己的肖像”塑造这些灰色形象时,充满着自怜、自悲、自恋的情绪。并且,这些形象主观上表现为蒲松龄做为失意寒士的一种自我抒解,客观上则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末世寒士阶层生存状况的现实画卷。一股带有时代与社会特征的感伤情调弥漫于整部作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