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迅速,科技研发投入以及创新产出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创新力指数在全球的排名从2010年的43名上升至2020年的14名,但依然有很多技术落后于发达国家,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要突破现阶段我国的发展瓶颈,就必须加快创新驱动的转变。我国的财政分权制度通过调整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方式,同时技术创新会带来明显的正外部性,政府有充分的理由进行干预,并作为区域创新系统建设的重要主体,通过政策引导及资金支持等方式参与社会创新活动。因此有必要研究财政分权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怎样的,进而为下一步的改革提供思路。本文的思路如下:相比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更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具备信息优势,财政分权给予了地方政府经济自主权,能够更好的提供公共产品,可以促进当地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但由于目前我国的分权体制尚不完善等原因,地方政府官员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约束,加之创新投入周期长,收益不确定,地方政府易产生短视的自利性投资偏好行为,对技术创新的偏好降低,不利于区域技术创新,因此本文倾向于认为财政分权对技术创新产出的抑制作用大于促进作用,综合表现为抑制作用。另一方面,在现实的经济发展中,任何一个地区都并非独立发展,而是会同时受到其他区域的影响,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物品,因此本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构建三个空间权重矩阵,用于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减轻主观因素对模型估计的误差,利用偏微分法测度解释变量对技术创新产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得出财政分权及其他因变量对技术创新的真实影响。另外,我国各地区间的资源禀赋以及经济发展差异大,全国约70%的创新投入及产出都集中在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不同的地区有所不同,表现为区域异质性,因此分地区检验财政分权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数据及指标选择上,由于现有文献多采用省级数据,可能会掩盖部分市级的个体效应,本文选择了相对微观的地级市数据;财政支出统计口径在2007年发生重大变化,出于数据可比性的考虑,本文选择2008-2018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直接效应上看,本区域的财政收入分权与财政支出分权都抑制了技术创新,且收入分权的抑制作用大于支出分权,政府创新偏好可以促进区域技术创新;从间接效应上看,其他区域的财政分权与政府创新偏好对本地区的技术创新表现为抑制作用,外溢效应为负,并在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对其他控制变量而言,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创新资源投入、文化环境、金融环境等都能够直接促进当地技术创新水平提高,但对外开放水平、研发人员投入的空间外溢间接效应为负,在不同的地区也有所差异。文章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