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正式的对外贸易发轫于西汉时期，西汉推行的开放恢宏的对外政策拉开了古代对外经济交流的序幕，从此中国古代进入对外贸易的崭新时代。本文拟从先秦至西汉我国古代对外贸易思想的演进、西汉对外贸易形式和对外贸易机构三方面对西汉对外贸易进行探讨和研究。 本文首先着力于探究中国古代对外贸易思想的演进，并以此为铺垫而展开。我国古代对外贸易思想可谓源远流长，先秦已孕育了对外贸易思想的萌芽。从畿服思想、华夷观到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无不含有对外贸易思想的因素，这些都奠定了西汉对外贸易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成为古代对外经济思想史发展长河的“星宿海”。随着较大规模对外贸易实践的开展，西汉时期古代对外贸易思想在先秦经济思想的基础上已呈现诸家竞辉、并陈共进的局面。自由贸易思想和国家干预思想争立，西汉宣、元之际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对外经济思想的滥觞。本文认为西汉时期所形成的对外贸易思想是对先秦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西汉对古代经济发展的主要贡献就是对外经济思想的初步形成。所以本文用相当篇幅对西汉对外贸易思想的渊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述。秦王朝结束了战国时期的纷乱割据局面，一统华夏，但是秦朝国祚短促，在对外经济方面少有作为。“汉兴，接秦之弊。”社会经济亟需恢复，为尽快恢复业已凋敝的社会经济，在全国政治统一的大背景之下，汉初遂兴黄老之治，经济上“开关梁，弛山泽之禁”。这就为商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利，随着社会经济的渐趋恢复，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整体国民经济体系在西汉时代也逐渐孕育成型，从而为打破商业上的地区垄断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对外贸易提供了前提。对外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内经济的延续，西汉国内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我国古代对外经济贸易思想及实践的发展。 西汉处于古代对外贸易的初始阶段，对外贸易形式简单，相关的管理机构尚属初创。对外贸易主要以陆路为主——西北丝路、西南蜀-身毒之路、北方草原丝路，附之以海路贸易——与朝鲜半岛的贸易、南方海上丝路等。所以本文主要选取陆路贸易形式。西汉的对外贸易机构主要是关涉机构。这主要由当时对外贸易规模和经济的附属地位决定的。在古代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春秋战国时期重农抑商思想已初步形成。西汉时期，重农抑商已得到进一步的确立和巩固，且形成了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附属于政治的传统格局。所以，对外贸易的管理主要是一些常设的相关政治机构的主要执掌。 总之，尽管肇始于西汉时期的古代对外贸易与其后代相比不能同日而语，但其有关对外贸易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成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发展的嚆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