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高速发展,过去高能耗、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也为现阶段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各种形式的环境规制政策以达到约束企业个体排污行为的目的。与此同时,环境规制政策所带来的市场中劳动力就业水平的变动也引得广泛关注,故讨论环境保护与充分就业之间“双重红利”的实现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分为直接和间接两个部分,其中直接影响主要分为规模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间接影响主要是指环境规制通过影响产业结构、技术创新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从而间接影响就业规模。二者的共同作用后的结果可以总结为环境规制与就业总量之间先抑制后促进的非线性关系。本文首先利用熵值法构建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并基于2004-2018年中国30个省份（不包括西藏）的面板数据建立静态面板模型考察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主要结论如下:（1）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各区域的平均环境规制强度在2004-2018年期间均呈现出逐年递增趋势,且东部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等原因,环境规制强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依次递减;就业水平方面,全国以及东中西部的城镇就业人数和年末总就业人数在2004-2018年期间均呈现显著逐年递增的趋势,且东部地区的就业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2）环境规制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曲线趋势,经对比研究发现,现阶段,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分别位于U型曲线的右侧和左侧。基于分地区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环境规制与就业规模的U型曲线关系受东中西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东部地区的U型曲线拐点4.125大于中部地区的3.740和西部地区的3.716,且产业结构和劳动生产率等控制变量对就业水平的影响也表现出区域异质性。（3）在环境规制影响就业总量的中介效应研究中,分别将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结果显示产业结构中介效应不显著,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显著。说明了环境规制的存在起初对技术创新产生负向影响,但随着创新补偿效应的逐步显现,环境规制会通过倒逼企业进行生产技术的创新从而对就业水平产生正面促进作用。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各地区应因地制宜地调整符合自身发展水平的环境规制政策内容及规制强度;大力支持企业创新型技术的研发;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各产业间的良性互动,为环境保护和充分就业之间双重红利的实现创造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