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十一）》将高空抛物罪单独作为一项罪名规定,在没有高空抛物罪之前,以往的高空地物行为如果造成了严重后果或者认定为情节特别恶劣,往往是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论处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相对量刑较重的犯罪,如果无法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么某些高空抛物行为就不能得到有效的惩处。同时,现有的民事侵权机制和行政处罚难以遏制高空拋物行为,加上司法实践存在人为的拔高单纯危及公共秩序的高空拋物行为的刑事责任的现象,于是更加放纵了一些不能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高空抛物行为。因此,频发的且不能得到规范治理的高空抛物案件折射出日益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法修正案（十一）》创设性的将高空抛物罪置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本文通过对高空抛物罪所侵害法益的研究来避免不当的将高空抛物行为过当的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避免刑事司法不当认定“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法益。笔者也分析对比了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高空抛物型的彼罪,如寻衅滋事罪、故意毁坏财物罪、故意杀人罪等,将此罪与彼罪作出区分。同时,由于立法上对高空抛物罪构成要件的规定较为模糊,笔者从构成要件出发来研究如何准确认定高空拋物罪,明析各个构成要件的内涵,如:"高空”、“抛”、“物“、“情节严重”该作何理解,深入理论研究回应了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但是,《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其独立入刑,看似是为了针对性的打击此类行为,实则高空抛物罪在适用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由于高空抛物罪的立法设置使得此罪在实践中的认定较为模糊,对高空抛物行为认定的标准不一、行为样态复杂、对“情节严重”的判断各抒己见、量刑失衡,导致泛化适用高空抛物罪。并且,高空抛物罪的司法证明问题也是实践的一大困境,往往取证困难,难以确定真正的加害人。因此,笔者以实践中高空抛物罪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解决路径,对症下药,以解决实践难题,正确适用高空抛物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