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文革”时期政治化的女性形象入手,通过阐释“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形成、类型、特征、历史原因、文化内涵等情况,尝试考察“文革”时期女性形象与政治的互动问题,从而进一步理解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形成和新中国十七年的女性形象定位紧密相关。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政策保证女性享有同男性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在促进男女平等、推动女性就业等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并取得显著成效。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价值观体系的重新确立,使诸如女英雄、女劳动模范等新女性形象成为新中国初期舆论媒体宣传的热门话题。“大跃进”运动开始后,由于劳动力短缺,很多行业出现了“以女替男”现象,客观环境要求女性必须从事以前只有男性才能做的工作。这样,政治舆论的引导,客观环境的需要,为“穆桂英”、“花木兰”等女性形象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随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阶级斗争”意识逐渐被强化,“文革”开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一切行动的指南,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浪潮裹挟下,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口号推动下,女性形象逐渐开始发生政治化转向,并出现了本文研究的“三忠于、四无限”的忠诚女性形象；“敢说、敢做”的女红卫兵形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铁姑娘”形象；永远“扎根”农村的女知青形象；“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战士形象。通过对“文革”时期政治化女性形象的梳理,这一时期的政治化女性形象呈现出模式化、阶段性、短暂性的特征。“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究其缘由,既有中共对妇女解放认识的影响,又有教育力量的推动；既有全国妇联和地方各级妇联组织对女性的组织和动员,又有“批林批孔”运动对“男尊女卑”意识的批判；既有文艺作品的引导,又有舆论媒介的宣传作用。总之,“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发生,既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又有国家权力的干预和舆论导向的影响以及客观环境的促动,是各种合力的结果。本文尝试揭示“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社会文化内涵,从个人崇拜情结、“血统论”入手,以便揭示出即使新的社会制度确立,但人们的思想观念并不一定能随着社会制度改变而改变的客观现实。而国家政治仪式与国家符号的在场,也使民间社会呈现出“文革”时期的革命剧场情景,国家和社会高度一体化,政治上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和经济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力量都得到了加强,使女性的思想和行为受到了政治仪式的规范,从而使女性形象逐渐发生政治化转向。这一时期,女性形象受到了国家权力和男权意识一定程度的挤压,女性性别意识在逃离,甚至出现“男性化”倾向,女性形象失去了自我发展的可能,并呈现出由自主性、多元性向被动性、单一性的发展脉络。对“文革”时期政治化女性形象的角色认同,处于不同婚姻状态的女性和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男性对其评价各不相同。而当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发生冲突时,“红五类”和“黑五类”的女性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态度也迥然两异。“文革”结束后,当政治化的女性重新审视自己时,又有太多的迷茫与困惑。所以,当理想与现实、个人利益和革命利益发生矛盾时,更往往能呈现出人们的多维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