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调整侦诉关系所遵循的宪法性基本原则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但在司法实践中,受“侦查中心主义”的影响,侦查机关的权力不断扩张,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乏力,致使侦查阶段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只是对侦查结果的认证、补充,难以发挥本身的实质作用,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具体体现为: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配合失调,难以形成侦诉合力。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证据标准不统一,影响了侦诉工作的衔接。同时,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监督不力,存在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监督范围狭窄、检察机关没有强有力的惩戒措施、监督效力难以落到实处等问题。此外,检察机关在引导侦查活动的过程中,由于相关立法不健全,存在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刑事案件的范围不明、提前介入刑事案件的时间不确定等问题。因此,在“以审判为中心”的理念下,应当转变“以侦查为中心”的传统观念,重构侦诉关系。本文从“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侦诉关系的完善为出发点,对域外的侦诉关系模式进行考察与比较,引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侦诉关系模式对我国侦诉关系的启示。这就要求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应当密切协作,树立侦查服务于公诉的理念,统一证据标准,注重人权保障,建立侦诉协作的大起诉格局。同时,应当完善检察引导侦查制度。一是明确检察机关介入刑事案件的范围,二是确定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活动的时间,三是检察机关在指导侦查活动的过程中应当坚持适度原则。为了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应当强化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监督,扩大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赋予检察机关实体处分权,让法律监督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