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档、结构调整阵痛、“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缓慢消化的关键时期。在“三期叠加”的新常态背景下,“热”虚拟经济和“冷”实体经济是当前阶段最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之一。一方面是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和重工业等基础产业部门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风险,产品核心竞争力不足,投资回报率、劳动生产率增速和全要素生产率均呈现下滑趋势。另一方面,与实体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融行业和房地产行业却呈现出明显的逆周期上扬态势。在资本逐利动机驱使下,众多非金融类实体企业通过在资产负债表中大量配置金融资产或者投资性房地产以获得高额回报,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已经成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一种流行趋势,金融资产和经营资产的配置结构失衡问题逐渐成为我国实体企业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特征事实。针对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这一现象,学者们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现有研究文献主要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内在动机和经济后果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形成了多种观点的争鸣与碰撞。众所周知,高管团队处于企业的核心地位,对企业各项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具有超强的影响力。高管团队拥有企业战略的决策权和经营管理权,对企业的经济效益负责并承担较大的决策风险,可以依据环境变化调整企业战略和企业资源分配。这就引出一系列思考:在当前我国经济“三期叠加”的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现状如何?推动我国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规模大幅度增加的因素究竟有哪些?高管团队在实体企业金融化决策中到底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现有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大多数是基于“同质的理性人”的古典假设。但是,依据高阶梯队理论和行为金融学理论,高层团队成员并非是完全同质的和理性的经济人,而是存在着异质性和由认知偏差引起的非理性成份。因此,为弥补上述研究缺陷,本文把高管视作存在着“异质性”的“非理性人”,基于高管背景特征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双重视角,通过理论分析和规范分析,研究高管团队成员的性别特征、年龄特征、任职期限、教育背景、金融背景、海外背景和政治背景等背景特征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决策的影响,以及高管团队背景特征通过影响其行为特征进而作用于实体企业金融化决策的作用机制。本文力图结合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事实,研究高管团队特征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以期有助于完善和丰富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相关前置因素理论,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产业空心化”和“实体部门金融化”等现象提供微观证据,促进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为政府有针对性制定相关政策引导金融市场更好地实体经济服务,最终实现经济运营“脱虚向实”和经济良性发展。本文详细回顾了与实体企业金融化、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和行为特征的相关文献以及相关基础理论,通过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从多个维度探讨了高管团队特征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首先,对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当前现状和差异在多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其次,从高管团队的性别特征、年龄特征、任期特征、教育背景、金融背景、海外背景和政治背景等七个方面实证检验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决策的影响。最后,分别从高管团队的过度自信和风险偏好两个行为特征研究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对实体企业金融化产生重要影响。男性高管越少和性别异质性越高的高管团队所管理的上市公司配置金融资产的积极性越高。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公司经营管理时高管更愿意选择持有较低风险的金融资产。平均任期越长、任期异质性越高的高管团队越稳定,越容易达成一致的金融化投资决策。高管团队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金融背景和海外背景与实体企业金融化正相关,而其异质性却不同程度地抑制了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积极性。紧密联系的政企关系给企业带来资源优势和严格的外部监管,较好的融资便利、较低的融资约束、严格的监管以及金融资产的高风险共同抑制了高管团队配置金融资产的积极性。男性比重越高的高管团队越过度自信,但当性别异质性差异较大时,高管团队中女性高管通常情况下具备较为丰富经管教育背景和财务工作经历,在团队中的地位较高,遮掩了男性高管的过度自信水平,弱化了男性高管的金融化投资决策,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高管团队年龄特征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呈现出复杂性和矛盾性的特点,因为高管团队平均年龄的增长不仅积累了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而且也可能带来高管团队内部情感的冲突,这些相互矛盾的方面共同导致高管团队偏好于配置低风险的金融资产。平均任期越长、学历水平越高、具有金融和海外背景的高管团队越是容易表现为过度自信行为,实体企业金融化决策越激进,配置金融资产的意愿越强烈,持有金融资产的比例越高。拥有政治背景的高管团队在行为特征上表现出过度自信,可在实体企业金融化投资决策上却表现出消极的一面,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密切关联的政企关系增强了高管团队的自信水平,但过于严格的外部监管又使得企业高管比较谨慎,出于自利动机在金融资产配置上变得较为保守。男性比重越高的高管团队风险偏好程度越高,但较大的性别异质性容易遮掩男性高管的风险偏好程度,弱化男性高管的金融化投资决策,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高管团队年龄特征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表现出较为复杂和矛盾的一面,随着高管团队平均年龄的增长,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提升了高管配置金融资产的积极性,但团队内部情感冲突遮掩了风险偏好程度,不仅抑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增速,可能在金融化决策上也更多选择的是持有较低风险的金融资产。平均任期越长、学历水平越高、具有金融和海外背景的高管团队风险偏好程度越高,配置金融资产的意愿越强烈,持有金融资产的比例越高,实体企业金融化决策越激进。拥有政治背景的高管团队在行为特征上表现出对风险的偏好,可在实体企业金融化投资决策上却表现出消极的一面,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密切关联的政企关系增强了高管团队的风险偏好水平,但过于严格的外部监管又使得企业高管比较谨慎,出于自利动机在金融资产配置上变得较为保守。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通过理论分析,本文把高管团队特征与实体企业金融化联结在一起,研究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和行为特征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深化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相关前置因素理论。这是本文的一个理论创新,系统地补充了高管团队特征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第二,结合高阶梯队理论和行为金融学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在研究高管团队特征与实体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时,本文抛弃了传统的“同质的理性人”假设,采用了基于“异质的非理性人”视角的新的分析框架。第三,依据高阶梯队理论和行为金融学理论,把高管团队特征分解为背景特征和行为特征。理论分析表明,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影响着行为特征,并进而作用于实体企业金融化投资决策。因此,对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传导机制和作用机理的研究也是本文的重要贡献之一。总之,本文研究发现,从微观金融化层面看,我国上市公司金融化意愿较为强烈,金融化程度有逐步提升的态势。作为公司运营的领导者和控制者,高管团队的背景特征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在作用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过程中,高管团队的过度自信和风险偏好两个行为特征发挥着重要的中介途径和传导作用。研究结论完善和丰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相关前置因素理论,有助于企业通过调整高管团队内部结构促进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政府部门有针对性制定相关政策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引导金融市场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最终实现经济运营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