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对于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体制等问题进行了强调。在地方立法实践中,往往将地方立法的可操作性要求作为一项基本的原则。地方立法的可操作性强,则意味着地方立法的质量较高,能够明确地对具体的法律关系与事项做出指引,有针对性地解决相关问题。而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正是增强地方立法可操作性的有效途径。另外,《立法法》的修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从最近公布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来看,“立法应当做到法律规范明确、具体,具有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的表达也第一次出现在《立法法》的条文中,可见立法者对于增强立法可执行性与可操作性、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视。现实操作中,地方立法在践行可操作性原则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扰,使得地方立法的可操作性有待增强。找出影响地方立法可操作性的因素,并且有针对性地通过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现有的立法体制,增强地方立法的可操作性,提高地方立法的质量,是目前地方立法实践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地方立法涉及和覆盖的领域极广,不可避免地会面对来自各个领域的问题和挑战,其中有不少因素影响了地方立法的可操作性,比如行政权力对于立法的干预、立法者素质有待加强、地方立法的体制不够完善等,这些因素必须在地方立法过程给予高度的重视,有针对性地逐一进行应对。面对各种影响地方立法可操作性的因素,增强地方立法可操作性、提高地方立法质量的根本途径在于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围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完善立法体制来建设与完善相关制度将是增强地方立法可操作性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