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主要是从中国台湾从事企业实务工作者的视角,探讨并分析中国台湾加工出口区在当前国际经济局势变化下所面临的挑战与应对政策。中国台湾经济自1980年代起开始呈现稳定且渐趋成熟的态势,尽管当时的经济潮流为新自由主义(Biersteker,1995),但在官僚作风的影响下,中国台湾的经济活动并未快速且完全地解放其管理模式的运作。取而代之,中国台湾的经济模式以新旧杂陈却又坚定的步伐来应对高度国际化经济的挑战与机会(Chu,2000)。1980年至1990年代,通过产业组合模式的不断升级与更新调整,中国台湾成为全球高科技产业的重要一环,并以此维持其出口的竞争优势。此外,中国台湾财政部门以谨慎的步伐迈向金融自由化,以其知名且健全的治理机制,杜绝了如南韩及泰国等经济体系曾发生的突发性资金流动问题,以及区域型货币危机所带来的外部震荡(Lee,P.S.,2000)。1990年代,新网络产品以及信息科技的变革促使中国台湾的企划技术专家为快速步入高科技产业而培育出新一代的公司。这项追赶比赛的本质是要使承包体制由委托代工(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OEM)转为设计加工(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ODM),甚至自有品牌(Own Branding Manufacturer;OBM)得到升级,以便将进口技术内化并建立新的技术产业(Chu,2000)。五十余年的加工区经验见证了中国台湾产业的发展史,亦是中国台湾经济奇迹的功臣之一。中国台湾首创的加工区不仅增加外汇收入、财政收入、提供就业机会,还拓展对外贸易,对中国台湾经济成长作出了巨大贡献、影响甚广。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力、土地成本不断上升,中国台湾加工区管理处为积极推动加工区的转型,遂于1997年12月设置港口型仓储转运专区,开发位于台中县梧栖镇,紧临台中港的中港加工区(亦称中国台湾加工区中港园区),作为中国台湾经济部门加工区管理处中港分处管理的加工区,建构以市场及速度导向的仓储转运专区。为加速加工区的转型,1999年2月5日中国台湾经济部门核定将原由工业局委托中华工程公司兴建完成的高雄临海工业广场交由加工区管理处接管,并于同年8月22日更名为临广湾加工区;为平衡中国台湾南北产业结构,结合中国台湾地方资源,共创区域繁荣,于2000年12月在屏东县头前溪六块厝农场占地124.1公顷土地设置屏东加工区;2000年12月“高雄软件科技园区”破土,规划提供南部地区最完善与先进的软件研发环境,至2016年已有248家公司投资。为配合都市工业区更新政策,同时应对厂商扩厂的土地需求,2009年6月加工区管理处将原中国台湾省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荣民塑料厂的公有土地开发为“楠梓加工出口区第二园区”,该园区定位为半导体高阶封测及绿色能源等高科技的制造及研发基地,对高雄地区的产业及经济发展将有强化的功能。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为满足信息业者需求,并带动中部地区软件产业发展,加工区管理处还于2011年12月将台中市大里区原烟酒公卖局烟酒试验场规划设置“台中软件园区”,以串联台北南港及高雄软件园区的信息软件能量,打造中国台湾软件产业黄金创意三角,以提高整体产业附加价值。综上,加工区汇集制造业、物流业及高科技等多样化产业,园区内各事业在善用加工区活络的投资环境及全方位的服务,掌握全球经济商机,秉持创新的企业精神,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并兼顾环境保护,中国台湾加工区区内产业得以迅速转型,跳脱以往传统产业的桎梏,迈入具备技术研发能力及自有品牌的新纪元。然而,为了维持早期在经济上所达成的成就,以及妥善回应毛利弱化、劳工成本提高以及竞争者日众等商业环境的快速变迁,中国台湾当局为促使传统劳力密集产业在公部门政策与资源双面支撑的前提下进行投资、升级、创新以及国际化,而设立了多个加工区。虽然了解加工区在中国台湾经济转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但其在实务上亦面临着极大困难。目前加工区内有许多企业面临劳工成本较高、全球环境多变,以及毛利降低的挑战。实务上,借助公部门资源以协助企业进行改革,以人力资源、信息科技管理、服务管理等层面,来提升企业的日常经营顺畅度、加强竞争力以及毛利的强化等,遂成资源与市场规模成长缓慢的压力下的关键解决之道。据上,创新已成为增进加工区厂商经营机要的关键因素。然而现有文献却存在下列研究缺口:第一,过去在研究创新对经营绩效关系时,较少将加工区特性与情境纳入考虑,因此缺乏针对加工区的实证。第二,过去关于创新的研究虽多,却较缺乏整体且系统性的实证性探究。多数只针对单一或少数种类创新来探讨,或者只将创新视为一整体却模糊的变量,实无法一窥创新与经营绩效关系之全貌。第三,创新的效用并非一蹴而就,许多进行创新业务投资的厂商,最终没有收到预期的正面成效,研究文献上也曾有出现创新效果不如研究者预期的现象。探究个中原因是:创新行为必须要先体现于企业体制的改变,而后才影响到经营绩效的实际数据。简言之,加工区厂商在创新活动的投入,更需要使之体现于组织无形资本的升级,然后才能真正影响经营绩效。本研究以智慧资本为中介变项来验证并填补此一研究缺口。高雄楠梓加工出口区为中国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加工区之一,本论文选择以八十五家楠梓加工出口区各产业进驻厂商为实证对象,进行问卷调查,探究智慧资本在创新对经营绩效影响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主要填补的文献缺口为:1.探究管理创新子面向对智慧资本与经营绩效子面向的细致影响。2.凸显管理创新落实在绩效表现过程中的转化机制。实证结果发现:管理创新透过智慧资本的中介效果影响到经营绩效(净成长、获利力、市占率);人力资源管理创新透过人力资本的中介效果影响到经营绩效;人力资源管理创新透过知识创新资本的中介效果影响到经营绩效;人力资源管理创新透过顾客资本的中介效果影响到经营绩效;信息科技创新透过知识创新资本的中介效果影响到经营绩效;服务创新透过人力资本的中介效果影响到经营绩效;服务创新透过知识创新资本的中介效果影响经营绩效。总体上,这项研究为组织领导提供了,实施管理创新与累积智慧资本以改进业务绩效的明确而细致的导引信息,亦提供了发展加工园区的政策意义。本研究提醒,管理创新最重要的目标,是转化创意或技术为最终的经济成果,而透过智慧资本的蓄积,是转化创新努力的关键。在此指导框架下,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实务与政策建言。第一、加工区厂商欲从传统价值附加之定位提升至价值创造,必须持续投入过去较少重视的软创新实力,包含服务创新、信息科技创新、以及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创新。同时,加工区管理单位与厂商都更应该同时重视这些创新投入,是否透过顾客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知识创新资本实质上的提升,方能转化为经营绩效。换言之,厂商的资源与投入,不仅需要重视管理创新与智慧资本各自的含量,而且要投入在两者之间的转换与连结。第二、在前述需求下,组织结构必须经过一定程度的变革。例如,需要设置跨部门整合的独立单位、或者幕僚单位,专门负责规划、监督、激活各部门管理创新转化到智慧资本、甚至经营绩效的过程。第三、机构研究的必要性将大幅增加。管理创新与智慧资本的发展,必定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机构研究可以透过诸如大数据、服务设计、组织学习实务等作为,协助厘清资源投入到绩效成果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