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巨大的改善。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当下经济大环境中出现了两个典型事实分别是:中国金融行业的迅速膨胀,和中国环境质量的严重恶化。早期高投入、高耗能、低质量、低产出的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如何实现环境污染的有效治理与绿色生态效率的全面提升,已经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重点课题。这不仅关系到国家安全、人民福祉,也关系到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走向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局规划,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其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重要,而金融业作为环境友好型产业,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金融集聚所提供的充沛的资金支持是拉动投资和创新活动的前提,对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优化资源配置具有十分有效的作用。但是,鲜有研究分析金融集聚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本文重点研究的问题是,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具有何种影响,金融集聚通过何种渠道与途径对绿色发展产生影响。本文关于金融集聚对绿色创新、绿色经济效率和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能够准确把握中国生态环境治理与绿色创新的协同性问题,为中国绿色发展的协同提升提供重要参考。在理论上,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三个机制。第一,创新驱动。金融集聚缩短了金融机构之间的距离,加速了信息流动和分享,降低了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有助于资金的供给和流动,助力企业融资,促进企业绿色技术的开发和使用,产生创新效应;第二,规模经济。金融集聚推动了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既提高行业本身的运行效率,又拉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尤其是区域经济集聚,增强技术知识溢出效应,提高了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第三,产业升级。金融集聚会吸引资源集聚和产业集聚,进而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经济增长。为了分析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以及验证以上影响机制,本文从企业、区域和产业三个层面实证分析了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在理清金融集聚和绿色经济发展概念的基础上,参考Daron Acemoglu et al（2012）等学者,构建双部门模型,推导金融集聚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选取各省市地区金融业的变量,利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地区层面的金融集聚指标。然后,选取2007年-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样本,实证分析金融集聚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对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具有线性的正向影响,采用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探究企业绿色创新策略,发现金融集聚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呈现正U型,也就是当金融集聚水平较低（较高）时,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呈现下降（上升）趋势。这表明只有当金融集聚超过临界值时,金融集聚才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同步提升。机制分析表明,金融集聚对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的影响更加明显,侧面证实金融集聚能够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进而提高企业绿色创新。其次,在区域层面,分析金融集聚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本文以2003年-2017年中国省级层面数据为样本,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集聚与地区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利用数据包络分析的方法构建了中国各个省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此来测度区域的绿色经济效率。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样本选取等稳健性检验、以及动态面板模型等内生性检验后,结论稳健。进一步,进行地区间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中部地区或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的影响效应更加明显。最后,考察金融集聚、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效应。在理论分析中探究了三者的相互影响,进而将三者纳入到统一的框架中,分析金融集聚是否会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区域的绿色经济增长。以2003年-2017年中国各省市层面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选择绿色经济增长、金融集聚、产业结构升级、政府干预程度和环境规制等指标作为内生变量,构建面板VAR模型,分析变量之间的关联效应。脉冲响应分析显示,金融集聚均对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冲击。预测误差的方差分解也显示,除绿色经济增长本身之外,金融集聚能够最大程度的预测或解释绿色经济增长的变化,贡献度高达16%。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显示,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具有动态关系,且互为因果。同时,金融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均与绿色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时间上的因果关系。以上结果表明,金融集聚能够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区域绿色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在金融集聚与绿色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利用因子分析方法测度了中国各个省市地区的金融集聚指数。已有文献对于金融集聚测度的方式,大多采用类似于产业集聚的方法,例如区位熵或者赫芬达尔指数等。需要注意的是,差别于产业集聚,金融产业具有独特行业特征,比如数据量大、流动性强、分布范围广等。纯粹利用产业集聚的构建方法不能全面捕捉金融集聚的特征。本文选取各个省市地区的金融业数据,利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测度金融集聚指数。第二,本文从企业、区域和产业等视角,从微观到宏观全面评估了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这拓展了关于金融集聚产生的经济影响、影响绿色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等的相关研究。已有研究多分析金融集聚对企业融资约束等影响,忽视了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可能影响。同时,现有的关于绿色发展领域的研究的多是从区域的角度来思考,通过空间面板模型考察区域间的溢出效应与衰减边界,忽视了产业结构在促进绿色发展上所具有的巨大作用,缺乏了产业经济的视角。本文不仅从公司层面分析了金融集聚与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也从省级层面刻画了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进一步,加入产业结构升级的考量,分析了金融集聚、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效应。第三,在理论层面,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清洁”、“污染”双部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外部金融集聚冲击的影响,从理论模型角度分析了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这对绿色发展相关理论的研究有一定的补充作用。不仅如此,本文总结了金融集聚影响绿色经济发展的三种机制,分别为创新驱动机制、规模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机制,并辅助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也采用了一系列前沿研究方法,如数据包络法、动态面板模型、面板VAR模型等,为检验理论机制提供了实证证据。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首次将地形起伏度作为工具变量,引入到金融集聚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关系中的研究中,降低了内生性问题。本文的研究具有政策意义。第一,提高金融集聚水平,为企业注入活力。金融集聚作为现阶段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空间特征,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金融集聚的提升不仅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增加,也能够在区域层面提高绿色经济发展效率。那么,借助金融集聚的力量,增强企业的创新活力和区域的创新动力,成为有效手段;第二,加强金融业的监管和金融保障机制。金融集聚在发挥重要作用时,也应注重自身风险防范,在此基础上,发挥对其他行业的溢出效应,通过提高资金的流转速度和效率,增强资源的高效配置,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第三,建立金融集聚、产业结构和绿色经济的协同发展机制。金融集聚往往伴随着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地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而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