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三十年间，墨西哥创造年均6％的“经济增长奇迹”和难解的“政治稳定之谜”，但在这看似繁荣稳定的现象背后，却潜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1968年的“特拉特洛尔科”惨案标志着墨西哥战后经济增长奇迹的结束，社会公正及政治民主化运动的开始。经济增长的枯竭、分配悬殊引发的社会抗议、国际民主化运动的煽动和“特拉特洛尔科”惨案的震荡等因素的交织激化了不同领域的社会冲突。70年代，政治左派、城市和农村的游击运动表现得尤为活跃，墨西哥政治稳定的神话正在经受着战后前所未有的考验。面对国家转型时期的社会危机，处于旋涡中心的埃切维里亚政府实施了“软硬兼施”的应对策略：一方面，采取血腥镇压的方式打击民众运动，最终，民众运动潮退人亡，政府之所以能够控制住当时的局面，除了墨西哥政治体制、总统个人原因以外，美国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另一方面，为了提高政权的合法性、推动经济转型，政府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也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终因政策本身的矛盾、执行过程中的“权力寻租”、保守势力的过于强大以及外国资本的反对等因素，改革走上了穷途。这也注定了改革只能是对原有体制细枝末节的修改，没有也不可能触及根本的结构性转变。 从本质上讲，这一时期的民众运动是经济—社会转型引起的政治上的冲突。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在此期出现的结构性危机，墨西哥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滞后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以，对1968-1976年墨西哥社会-政治危机发生的原因，以及此后政府对策利弊得失的考察，可以为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某些经验和教训，避免经济转型时期的社会动荡，共建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