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的中心问题是急剧变迁之中的蒙古族牧民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是否是大多数人眼中的“现代化的落伍者”?还是像田园牧歌描绘的那样,罗曼蒂克地生活着?通过对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北部的B嘎查20世纪80年代以后所发生的变迁的考察,本文试图论证草畜承包制度的实施、市场机制的引入、环境保护主义的流行以及工业化浪潮的兴起给草原牧区带来的环境与社会变迁。并通过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将“历史中的社会结构”与“个人的生活命运”联系起来。环境人类学理论的前沿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两种互为对应和补充的理论视角。其一来自于“后结构土义”,从上而下,由外而内,从宏观到微观,关注不同时期的经济形态、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话语对当地环境和牧民生计方式的“形塑”;其二来自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从下而上,由内而外,从微观到宏观,关注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和话语背景下当地牧民的“身体化实践”(或“惯习”),理解他们怎样通过自己的“策略”和“实践”来营造自己“栖居的环境”。在现实生活中,上述两个方向的作用力的交互最终会在当地牧民的身上达到一种内在的紧张冲突,而他们的生存状态也因此表现出介于两极之间的矛盾性特点。本文的基本资料来自3次共计8个月时间的田野工作。　　 本文的第一章提出研究问题,接着从两个方面展开文献的梳理,一是环境人类学理论的发展,二是国内外学者对内蒙古环境和社会变迁的已有研究。上述研究各有优缺点,都为本文提供了重要视角和参考信息。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本项研究的独特视角,即从国家政策话语和各项制度的设计实施与基层牧民的生产生活实践之间的互动,来解释内蒙古草原牧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环境和社会变迁。　　 第二章,首先介绍凋查地的基本社会、环境、人文基本状况,接着将视线转向当地牧区历史上的农牧关系和牧业经营形式的转变,历时地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最后笔者将带领读者们走进草原牧区进行一番亲身体验,了解B嘎查的一般状况,体察牧民们的各种劳作,以期使读者能对当地形成一个初步印象。　　 第三和第四章讨论的是改革开放初期B嘎查的环境与社会变迁。第三章围绕着“公有地悲剧”和“私有地悲剧”的悖论展开讨论。为了避免所谓的“公有地悲剧”,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在B嘎夯实施草畜承包制度,牧民们在自己承包的草场上建立了网围栏,“私有地的格局”因此形成,这却意想不到地带来了“私有地的悲剧”,牧业失去了流动和调剂的机会,牧民原先对于草场的整体关怀也丧失殆尽。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私有地悲励”,在当地牧民的日常生活中也发生了不少突破“私有地格局”的行为。　　 第四章是关于“自然的资本化”与“惜杀惜售情结”的悖论。市场机制促使人们采用一种“自然资本化”的眼光来看待自然,用外在的市场标准来衡量草场和牲畜的价值,然而这种眼光又带来了一定的环境后果,同时也与牧民们传统的“惜杀惜售情结”形成了强烈的矛盾。我们将会注意到,一方面,政府政策和话语引导甚至强制牧区走向某种特定形式的变迁,另一方面,在被“形塑”而成的格局之下,牧民又有他们自己的发明创造和抹煞不掉的传统情怀。　　 第五章和第六章关注的是2000年以来草原牧区的进一步变迁。第五章讨论政府实施的各种环保政策与基层牧民的具体实践之间的关系。首先对国家环保政策和项目的实施进行宏观分析,接着具体考察B嘎夯春季3个月禁牧舍饲的过程,以及牧民们对禁牧政策的普遍抵抗。第三节则分析牧民们对于各种带有补贴的国家项目的积极利用以及带来的结果。国家环保政策由于过于强调草原的“生态价值”而忽略其他,因此政策的实施给当地牧区带来的后果是始料未及的。　　 第六章关注方兴未艾的工业化浪潮给B嘎查牧民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牧民们并不能分享国家大规模开发天然气的收益,只能在现有草场补偿费的利益格局中,通过“挡路”的形式为自己的弱势地位增添一点砝码。天然气的开发虽然给当地牧民带来财富,却带来生态环境的隐患,并使牧民的地位变得更为边缘。本章最后一节指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地方政府的“三区规划”给B嘎查带来整体搬迁的可能,牧民们面对着不确定的未来。　　 第七章为本文结论。笔者认为,国家主导的有计划的社会改革和变迁往往将主流的发展模式强加给草原牧区,当地牧民虽然能在局部对现行制度和思维框架有所突破,但是在总体上仍表现出一种“主体性缺失”的困境。因此,在他们的生存状态上,也表现出一种介于过去和未来,传统和变革,蒙古族和汉族之间的矛盾性。这种情况体现的可谓是“发展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