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破产制度和船舶优先权制度之间的冲突,已经随着愈发频繁的海事跨境破产案件而愈发突显。不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学者,已经对两者之间的交叉问题有诸多的讨论。但是,到目前为止,仍未看到一条明确且可行的路径。于国内法而言,跨境破产规定由于过于原则而不具有适用性;于国际法而言,采纳《跨境破产示范法》的国家过少,且未对船舶优先权进行回应,因此缺少确定性。本文旨在探讨两者冲突之间的根源,比较不同国家在立法与实践上的区别,总结经验,利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寻找跨境破产视野下船舶优先权的行使路径,为那些面对跨境破产而焦头烂额的船舶优先权人指明方向,也为那些努力寻求境外法院承认破产程序的管理人寻得债务人财产最大化的道路。本文除了引言和结语外,正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为船舶优先权与跨境破产制度的冲突与原因。分别从实体和程序两个维度挖掘冲突的表现,实体上包含船舶优先权与一般债权的冲突、实现船舶优先权的费用与破产费用的冲突;程序上包含破产中止令对于船舶扣押程序的影响、海事程序与破产程序的管辖权冲突、海事仲裁程序与破产程序的冲突等。分析得出产生诸多冲突的原因在于船舶优先权与破产制度的本质区别、船舶优先权债务人与破产债务人的交叉关系、船舶优先权与破产财产的交叉关系、各国法律对于船舶优先权的不同定位造成的冲突。第二章对比分析了国际立法和司法实践。对于全球性立法进展,主要介绍了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起草的《跨境破产示范法》、CMI跨境破产工作组的进展和欧盟的立法实践。对于外国主要国家的司法实践,将采纳《跨境破产示范法》的国家和不采纳《跨境破产示范法》的国家分别进行介绍,选取了航运业发达的英国、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分析得出在采纳国行使船舶优先权主要受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后的中止令的影响,而在非采纳国行使船舶优先权的影响因素具有不确定性。第三章探索了跨境破产下行使船舶优先权的具体路径。对于国内法层面,强调应完善国内跨境立法,分别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区域性合作的可行性,尤其建议可以从内地和香港的合作开始,另一方面是修改《企业破产法》第5条,逐步搭建跨境破产法律体系。除此之外,应当注意《海商法》和《破产法》衔接架构的设计,明确跨境破产视野下的船舶优先权并非别除权,程序上应当采取实现船舶优先权的海事程序和破产程序并行的模式。对于国际法层面,应当弥补《跨境破产示范法》的不足,对第19条和第20条作出船舶优先权不受破产中止约束的例外规定;作为未采纳国家的过渡性补充,建议打造跨境破产司法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