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长久性的重要概念,甚至可以说,理性观念的发展演变,是西方哲学发展演变的缩影。深入探掘、掌握马克思哲学的理性观,不仅是丰富、完善马克思哲学研究所必需的工作,而且是进一步理解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的革新性不能忽略的基础工作。 理性、理性精神已经深深地渗透在人类文明的血液中,甚至是文明血液中非常重要的成分,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而又广泛的影响。由此,深入理解理性概念的历史演变,在此基础上正确地把握理性概念的实质,形成正确的理性观,不仅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同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认为,在哲学史上,先后主要有三种主导性的理性观。 其一是本体论理性观,这种理性观把理性(逻各斯)视为世界的“内在本原”,万事万物生成、“是其所是”的原则、规则。作为世界生成规则、逻各斯的理性含有两层主要指向:最真的存在和最善的存在,这意味着理性含有两种向度:真和善。 其二是近代认识论理性观。这种理性观就其主导倾向而言,视理性为主体的本质性力量,这种本质性力量就在于主体用它去探求事物的根本,获致关于事物根本的普遍有效、确定必然的理性知识——科学真理。而获取普遍有效、确定必然的科学真理的关键,在于掌握一套普遍有效、确定必然的科学方法,所以,依据这种理性观,理性的实质就是掌握和正确运用科学方法的能力。 其三是德国古典哲学理性观。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理性由分到合,逐渐形成“大全理性”,成为古代本体论理性观在近代的高级复活。 但是,不管是古代本体论理性观,还是近代认识论理性观,由于缺乏科学的实践观,以及在科学实践观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的主体观、历史观、社会观,它们都陷入了自为的悖谬中无法走出来。本体论理性观的主要问题,是造成了理性世界(理智思维用逻辑语言推导出来的世界)和现实生活世界的尖锐对立。认识论理性观的主要问题,是把现实的活生生的主体抽象化为科学方法的机械操作者,并使科学认知理性侵吞了价值理性的领域,最终形成“抽象主体的抽象理性”。 关于马克思哲学实践理性观。 马克思哲学认为,科学地理解理性,就应把理性视为社会实践主体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实践·理性。所谓实践理性,简单地说,就是社会实践主体使自己的社会实践有效的能力,或者说实现自己自觉的、可行的目的的知识(诸如逻辑、方法、程序、立场、对社会价值规范的正确理解等等)和能力。因为主体实践活动类型的不同,实践理性表现出多维性。如果从总体上说,我们可以把实践理性大体上视为社会实践主体、感性活动的主体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科学地认识自然、社会,把握自然事物、社会事物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合理处理和妥善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交往关系以及改造和完善自我的知识和能力。 马克思哲学实践理性观的科学性、革新性主要在于: 一,它合理地解答了如何正确理解实践的问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著作中,把实践当作人的感性活动,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强调实践就是社会主体的存在方式,实践是社会存在论意义上的实践,实践具有感性现实性、主体性、社会历史性、文化性等特点。马克思还突出强调了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性地位。 二,在把实践界定为人的存在方式基础上,马克思正确回答了理性何以可能的问题,这是对理性自身的自我反思,理性是社会实践主体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的普遍有效性和逻辑规范性的知识和正确把握、妥善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理性具有实践性。 三,它强调了实践理性具有社会历史性、多元性、有限性、多维性、综合性。 所谓社会历史性,是指实践中的理性总是实践主体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形成的知识和能力,理性的形成必然受当时的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它不可能是传统理性观所谓的“纯粹理性”,即可以摆脱社会历史限制、超历史超社会的“纯粹逻辑”、纯粹“普适方法”:所谓多元性,是指实践中的理性不是纯逻辑的,它是受个体主体自身的非理性因素和社会性非理性因素影响下的理性,或者说它是传统意义上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辩证统一的结果;所谓有限性,是指实践中的理性,因受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和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及主体自身条件的制约,它不可能是超历史超时空、永恒有效的,不可能是万能的,而是历史的、有限的,其实质是一种符合一定社会历史条件要求的历史中的合理性;所谓多维性,是指作为社会存在论、社会生存论意义上的实践,表现为多种类型的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过程,它们之间的有效性要求是不相同的,有些甚至差别很大,相应地,它们的实践理性是多维的,而不是单一的,每一类型的实践活动都有自己的主导性实践理性。在这个意义上讲,人们通常所谓的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分是有一定道理的;所谓综合性,这是相对多维性而言的,是指每一类型的实践活动,其实是在某一主导性实践理性的统帅下,综合了其他实践理性所形成的综合性的实践理性。 马克思自己最为看重的是物质生产、社会革命这两类实践活动。而这两类实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