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创造了世界范围内史无前例的增长过程,GDP增速持续保持年均9%以上,成功的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面对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风暴,采取稳健措施率先各国实现经济复苏。毋庸置疑,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成功的。而在渐进转轨的过程中,从地方分权或地方政府(官员)竞争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经济变迁,渐渐成为比较一致的主流思路,地方政府的作用被不断强化,中央政府的影子却似乎已然消失。然而,单纯的地方政府竞争是否足以解释中国30余年的经济绩效?答案是否定的。中国改革方式与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得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不可能单方面完成改革。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下的中国经济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在通往市场经济的泥泞之路上,期间有着磕绊甚至后退,“诸侯经济”、“局部性改革”、“选择性执行”,这些都是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所产生的问题。长期、持续的渐进转轨过程中,当中央权威被削弱后,地方政府更有可能变成“掠夺之手”而不是“援助之手”,甚至统一的市场也难以维护。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式的渐进改革可以看作由中央政府主导和控制下的机制设计问题,需要解决“体制转轨”与“发展转型”的双重任务,中央政府的作用不可忽视,甚至举足轻重。面对渐进转轨进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与信息不完全问题,以及转轨之路上的风险,具有泛利性特征的中央政府能够且有必要发挥转轨控制者的角色,推动实现可持续的、稳定的转轨：转轨的“可持续性”要求中央政府塑造增长共识,保证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热情不被削弱,为经济增长带来持续动力,并充当转轨之路上的“舵手”,密切观察并调整转轨路径及其方向,避免转轨走入死胡同；而“稳定性”则要求中央政府通过对转轨目标的调整不断贴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体现其执政的合法性,同时处理转轨存在的不确定风险,避免风险的不断累积或转轨可能带来的剧烈的社会震荡。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必须对转轨进程进行有效控制,通过有选择的集权保持一定的人员与资源控制力,维护并推进市场为中心的改革,为制度变革维持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央政府的控制作用如何体现,在转轨进程中又进行了怎样的调整,可以集中的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进行概括：政治领域的中央控制体现为中央政府对“人”的控制；经济领域则体现为中央政府对“财”的控制。对于中央政府在中国经济转轨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我们分别从政治领域、财政领域与金融领域三个角度进行了考察：1)政治领域。从地方主义的反面,用省级政府中外派官员的比例或单一领导的任职来源对中央政治控制力的强弱进行衡量,因为长期的任职将使官员被地方精英集团所俘获,对任职省份产生“认同”心理,进而采取地方主义的发展策略,反之亦然。中央政府的政治控制将引导地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助于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及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并将带动地方政府在反腐败政策的实施中投入更多的努力；2)财政领域。“收入高度集权、支出高度分权”是目前我国财政体制的最显著特征。再集权措施提高了各省对中央的财政依存度,强化了中央权威,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并未受到显著影响,因为税收返还或转移支付亦可以发挥激励作用；并且,财政资源的中央控制将使中央有能力通过财政资源的均等化安排,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因此,实行扩大中央财政收入,先集中后转移的策略是必需的：3)金融领域。分别采用国有商业银行存贷款市场份额与国有商业银行垂直化管理改革的虚拟变量衡量金融资源中央控制力的变化,其中前者表征中央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直接参与程度,后者体现中央政府监管力度的加强。尽管中央政府对金融资源的必要控制有助于动员金融剩余,为经济发展获取资源,但在选取控制手段时应更多的采用监管方式,而不是直接的参与金融市场。此外,中央控制力的各维度间可能存在内生的互动影响,我们以政治与财政为例,考察政治领域的中央控制如何影响其对财政资源的控制力度。二者不仅独立发挥作用,还交织在一起共同强化了中央政府的威权。当然,最后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强调中央控制力的积极作用并非否认地方政府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是强调增长背后中央政府控制力及其调整对转轨中的中国经济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二是，并非支持全面的国家干预。在转轨过程中,政府虽强势主导市场,但经济运作的基础却是改革开放以来引入并不断完善的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到的是中央控制在市场化机制推进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