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缓解了中央财政紧张的问题,但随着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地方财政紧张的现象逐渐显露出来。2008年为刺激经济复苏而实施的“4万亿”投资计划成为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催化剂。随后,地方债务逐年积累,对地方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现有文献多从债务规模的角度来谈风险防范,而本文提出,缓解地方债务风险,不仅可以从债务规模着手,还应当关注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地方债的发行主体通常与地方政府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政治关联,因此研究地方债务融资成本不能仅着眼于市场因素,还要关注政府在其中产生的影响。本文指出地方官员有动机降低地方债务融资成本。从“政治人”动机来看,降低地方债务融资成本释放了地方债务风险可控的信号,有利于实现政治晋升;从“经济人”动机来看,降低地方债务融资成本减少了利息支付,有利于实现财政留存,使地方官员掌握更多的财力用于发放福利和创造政绩。但地方官员降低地方债务融资成本的动机和努力程度在其任职的不同阶段表现出差异。本文基于2008-2016年城投企业债市场的证据发现,地方债务融资成本在官员任期内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规律。这与官员在前期面临晋升激励和后期面临离任预期有关。降低地方债务融资成本本质上是地方政府缓解债务压力的一种可行方案。因此,在债务压力较大的地区,地方官员更有动机降低地方债务融资成本。本文使用债务余额、经济增长速度、财政赤字三个标准来划分债务压力较大和较小的地区,分样本回归发现,地方债务融资成本在官员任期内的“U型”变化规律在债务压力较大的地区更为明显,而且“U型”形状更为陡峭,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是出于缓解债务压力的动机。进一步地,本文尝试分析了地方政府影响地方债务融资成本的手段。我们着眼于城投融资平台的财务特征,发现城投企业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外收入在发行债券的年份明显上升,这背后可能指向了地方政府通过政府补贴、政府购买、土地出让等方式为城投企业补充资金,为其在债券市场上增信。在微观渠道之外,本文还分析了宏观经济和地方财政因素所起到的中介作用。本文深入分析了地方官员降低地方债务融资成本的动机、机制和手段,在理论层面扩展了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影响的文献,在实践层面为我国完善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和债务终身问责机制提供了证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