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工程舆情应对问题研究——以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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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避工程,伴随城市快速发展而产生,在邻避舆情影响下,公众依赖主观认知对工程产生风险抵触。当公众认为即将上马的邻避工程以后将会对周边环境存在较大污染,甚至危害他们的生命安全,就很容易引发邻避冲突。因此,社会舆情对邻避工程建设起到重要的作用,它甚至影响着工程能否真正落地。
  番禺位于广州中南部,这里居住、工作、生活的人超过300万,每日产生生活垃圾约2500吨并按每年12%的速度在增加。面对“垃圾围城”,近20年来,番禺积极推进生活垃圾治理,推行多种形式的垃圾综合处理(垃圾分类、垃圾焚烧发电),取得阶段性成效。但此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特别是在推进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建设时,就因为邻避效应引起公众对政府决策的质疑,后经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强势介入,邻避舆情持续“发酵”,引起负面效应,爆发舆情危机和邻避冲突,成为全国公共管理事件。
  本文以这一案例为研究对象,结合邻避冲突理论和风险治理理论,采用文献研究和案例研究的研究方法,就邻避工程舆情应对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了邻避工程建设与舆情冲突现象,以及一般舆情应对与邻避工程舆情应对的区别,梳理出邻避工程建设中的负面效应、影响因素、政府在事件早期舆情应对失误的表现和原因。本论文重点对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演化过程进行回顾,将事件分为“垃圾围城,寻找出路”、“媒体介入,引发危机”、“公众抗争,项目叫停”、“全民参与,讨论决策”4个阶段,研究事件舆情应对中存在的问题,发现政府在舆情应对中存在邻避舆情应对被动滞后、舆情应对主体协同不足、邻避治理公众参与缺失等问题,导致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邻避舆情主动应对意识欠缺,主要因素有邻避风险沟通意识不强、舆情风险防范意识不足、公共诉求回应意识不够。二是条块分割导致统筹联动失调,主要因素有舆情应对主体关系失衡、舆情应对机制建设滞后、网络舆情引导管控乏力。三是邻避决策惯用单维管控模式,主要因素有政府管制思维突出、协商共治制度缺失、公众参与保障不足。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最后重点研究提出了针对邻避工程舆情应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策略。首先要树立邻避舆情主动及时应对观念,加强沟通增强危机意识,提前介入化风险于萌芽,以民为本重视公众诉求。其次要加强风险沟通舆情引导统筹联动,明确邻避舆情应对责任主体,建立完善邻避舆情应对机制,加强网络邻避舆情引导监管。最后要实现邻避冲突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树立有限政府理念促进共治善治,构建邻避决策协商民主沟通机制,充分保障公众参与避免暗箱决策。本研究希望“抛砖引玉”,为政府今后在公共工程项目建设中做好舆情应对、减少或避免出现邻避冲突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及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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