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促使村级组织行政化的制度改革,却在中西部农村带来村干部治理的困境,即国家通过对村干部权威的行政化改造消解村干部原有的“亦官亦民”的灵活性身份,强化村干部治理的国家规范的表达,弱化村干部治理的社会规范的实践,进而造成村干部与村民关系的制度性断裂,出现村干部消极治理的现象与治理能力弱化的问题。鄂西南农村的村干部同样可能遭遇上述治理困境,但是村庄治理问题并不突出,其核心治理经验在于它们形塑了有效的补充性机制,创造性地实现国家规范与村庄的实际治理需求的有效衔接,即村民小组会议的维持与延续。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即村民小组具有内生性的社会结构基础,在村级组织行政化背景下,解决了村干部治理的社会规范不足的困境,提升了村庄的实质治理能力。笔者驻村调研期间,运用深入访谈法收集资料,得到如下结论:村民小组长期的互助文化传统,稳固村庄的社会秩序与社会舆论,赋予村民小组长组织动员与秩序维持的治理功能;同时村委会赋予村民小组治理的自主性,村民小组凭借村庄精英的常态性吸纳、治理资源的公共性转化、民主协商的积极性激励和社会性事务的扁平型治理四方面的运作,充分发挥社会规范在村庄治理中的关键作用,实现村民小组的有效治理。进而,笔者回应研究假设,提出本文的核心观点:村民小组作为村庄的重要治理主体,嵌入村级组织行政化制度改革,形塑新型村组关系,即构建国家规范与社会规范的整合机制,最终实现村a庄的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