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史》是张承志的重要作品之一,其内容主要以哲赫忍耶创始人马明心的传教活动为线索,讲述了哲赫忍耶七代导师及其教众二百多年的卫教史。2011年,张承志完成了《心灵史》的最新改定版。相较于《心灵史》初版,删除与重写的篇幅约占三分之一,修改点遍于全书,并涉及了20年问张承志对哲赫忍耶、中国穆斯林、世界形势以及学术的思考,被视为张承志思想发展的重要标志。可以说,《心灵史》改定版呈现了一个由热情、激进过渡到从容、理智的张承志。本论文将努力把张承志《心灵史》内容修订的具体状况全部呈现,而他是如何在广泛吸取包括人道主义和正义原则等人类历史上优秀的思想传统和精神资源的基础上,走向进一步的丰富与深刻,正是本论文的意义所在。首先本论文对《心灵史》初版进行了简要交代,并介绍了本论文的创作背景和意义。第一章对《心灵史》文本修订的具体状况进行了详细描述,修改共有9480处左右。其中,《心灵史》修订体现出张承志思想上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对“红卫兵”经历的再论述、对伊斯兰信仰与文明的再认识、对知识分子与写作的再思考。接下来,本论文分别在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对这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与分析。第二章对“红卫兵”经历的再论述是张承志新增的内容。相较于早期从“为人民"的立场中提取“红卫兵”精神,即反对特权,与底层民众站在一起,以此来克服“红卫兵”精神面临历史债务时所产生的思想困境,改定版中张承志从“红卫兵”立场出发,将“红卫兵"经历与“为人民"立场结合在一起,在对“红卫兵"运动和哲赫忍耶的思考中将伊斯兰教作为“人民的意识形态",成为第三世界反抗帝国主义全球进攻的精神武器”①,并试图通过对哲赫忍耶共同体的构拟,一方面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分析哲赫忍耶的历史与现状,并将其作为人民共同体的有机成分,促使宗教和民族以及国家共同进步；另一方面,在不断强调以“红卫兵”精神为主导的价值观和思想观的过程中,将伊斯兰教作为宝贵的“人民的意识形态”,从精神层面倡导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在这一过程中,共同体作为“人民意识形态”的载体,可以更有效地将“红卫兵”精神与现实统一起来,从而实现张承志内心对革命理想的憧憬和实践,这也是张承志对“红卫兵”运动面临的历史困境做出的一种沟通和努力。第三章对伊斯兰信仰与文明的再认识,体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张承志对世界形势和哲赫忍耶的发展做出的思考。面对西方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对弱小国家的欺压,对中国的虎视眈眈,张承志在坚持红卫兵“反体制、反官僚、反特权”精神的前提下,将对“体制”的反抗扩大到对“世界体制”,的思考中,即对西方霸权主义的反抗和抵制,表达和平与正义的诉求。在抵抗西方文化霸权的前提下,张承志认为唯有文明主体自身精神强大,才有能力抗衡“他者”霸权的压迫。所以张承志以《心灵史》的修订为基础,一方面认为哲赫忍耶在本土化的过程中要抵制“血统论"和世俗化的侵袭,要加强发展；另一方面,哲赫忍耶与儒家“孝道”的结合,产生了强大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代表着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的联结可以对抗以基督教文明为代表的西方霸权的入侵,同时呼吁他者的尊严。第四章对知识分子与写作的再思考,旨在通过张承志对“红卫兵”经历、对伊斯兰文明与信仰的再思考,揭示出在《心灵史》修订过程中,张承志作为穆斯林知识分子的抵抗与自救。一方面,张承志仍保持对智识阶级与体制的反叛,另一方面,张承志对知识也保持着旺盛的学习力。相较于《心灵史》初版,张承志不再以批判为主旋律,更希望在“媚西"的现象下,能有更多的知识分子融入底层民众,获得真正的学术,尤其是广大的穆斯林知识分子,要争取话语权,使穆斯林和中国获得更大的理解与关注。面对时代赋予的限制性,如何对宗教历史进行完整诠释,解决“取"与“舍"的表述困境,成为所有穆斯林知识分子应该思考的议题。纵观张承志的思想,他是少数也几乎是唯一的当代在文本形式和思想上没有出现重大变化的一个人,但没有出现重大变化并不意味着他在原地停留。相反,作为一位与时俱进的知识分子,张承志能够站在时代的远处对当下社会诸现象尤其是文学道德现象进行鲁迅式的批判。作为一位忧患意识强烈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张承志致力于对穆斯林话语权的争夺,不断地为他者的尊严而奋斗,并呼吁国际主义的和平与正义。张承志思想中所体现的文化观念以及文化精神,值得我们肯定。对于文化大革命,因为其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笔者在此不做深刻论述和分析。但这种对革命记忆的精神重访,对社会现实保持清醒的认知和高度警惕,实际上也是对这个时代精神的现实批判,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新左翼"精神,即知识分子直面现实、直面时代的战斗精神,这种继承和秉持着中国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以此直面现实的文学,也被称为“新左翼文学"①。面对“新左翼文学”存在的根本问题,即“新左翼"精神如何能在广泛汲取包括人道主义和正义原则等人类历史上优秀的思想传统和精神资源的基础上,走向进一步的丰富与深刻,张承志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并且是持续有力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