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在心理、生理方面的特点和差异早已为人们所公认。然而，人们对男女在语言方面的特点和差异的研究却起步较晚。虽从1664年起开始出现了有关性别语言的描述性质的报告；但20世纪初，语言和性别问题才真正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此时对性别语言的研究并不系统，只有一些零碎的讨论或个人的观察和体会。到了20世纪60年代，社会语言学作为语言学和社会学边缘学科首先在美国形成。学者们开始运用社会语言学的一些观点和理论探讨女性语言的特点；与此同时，女权运动也推动了性别语言的研究。到了70年代，以Lakoff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等把性别语言的研究又推进了一步。从此以后，大量论述性别语言的专著和论文纷纷问世。 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性别语言的研究历程，然后对当代语言性别研究领域的三种主流学说，即缺陷论、支配论和差异论进行了剖析，指出虽然其理论模式不一样，但都一致认同性别是事先给定的因素，从而以性别为依据来限定人们如何进行交际活动。但是这一男女两元对立的观点遭到了许多女权主义语言学家的反对。他们指出，性别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而是人们根据特定的社会期望，参与具体的交际活动建构形成的。不同的文化赋予性别不同的意义。因此，脱离具体语境的研究，将无助于对语言变异的真正理解。 Eckert&McConnell-Ginet从实践理论学说中发展了“实践群体”这一概念，为我们研究复杂的性别建构现象提供了一种理想的理论框架。他们倡导研究者应从实际出发，着眼于语言与性别的微观研究，重点剖析特定实践群体中人们的语言行为。并指出，虽然人们必须恰当地调整自己的语言行为以适应所属社会文化集团的要求和期望，但是也不能忽视个体积极参与身份建构的主体作用。 本文将红楼梦这一社团作为研究对象，用“实践群体”这一概念具体分析小说中被传统言语社团谓为“变异”的人物形象王熙凤的身份建构，指出性别身份中多面性的存在。一方面，男女两性之间不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其界限逐步被模糊化；另一方面，性别又具有很强的社会含义，必须符合社会的期望，不能与其相背。正如社会语言学家Holmes&Meyerhoff(1999)所概括的那样，“实践群体，，这一概念，为研究者分析复杂的语言与性别关系的变异现象提供了一个微观与宏观两个层次相结合的研究模式，为语言与性别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