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决定中国“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特殊道路,与此相应,中共执政也经历了一个从局部到全国范围的过程。其中,抗战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执政实践,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途径,并把陕甘宁边区建成抗日民主政权和新经济生活的模范区。中共在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等方面做了有益尝试,取得历史性突破。本文以中共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的成功执政实践为研究对象,考查其在陕甘宁边区进行的民主建政、发展经济、建设文化等执政的主要内容;分析中共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抗日民主政权模范区、新经济生活模范区、新文化运动楷模的成功执政实践的原因,展示中共在复杂环境下所体现出的综合执政能力,为新世纪中共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思想启迪。20世纪30年代,中共在“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制定实施脱离中国实际的战略方针,导致中央苏区政权丧失,武装力量损失过半,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异地求生。经过长征,中央红军到达地瘠人贫的陕甘宁地区,中共开始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奠定执政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成为形成抗战力量的理论与实践的微观要塞,成为影响中共在全国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心脏。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执政实践体现了其全新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是实现全国范围执政之前的一次成功预演和伟大尝试。学术界对陕甘宁边区政权的研究,大多是对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具体方面进行阐释,论述中共政权建设取得成功的原因。本文则尝试以政治学为理论依托,从中共独立自主执政的角度来分析其在陕甘宁边区进行的“大实验”,截取其执政的主要方面进行研究,展示抗战时期中共执政陕甘宁边区所体现出来的科学判断形势、灵活应对复杂局势,以及进行民主建政、发展经济、建设文化的能力。抗战时期,中共从大局出发,将自己纳入国民政府的序列,为实现全民族的抗战做出积极的准备工作。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建立,使中共由单一的军事游击组织向相对独立的执政组织过渡,开始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独立、全面建设。在独立自主原则下,中共实现与各阶级阶层的团结和统一,实行彻底的民主政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调动人民抗战的积极性,进行了一次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成功实践。毛泽东指出:“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1]中共响应人民对抗战的基本要求,从实现各阶级阶层的团结统一、实行民主政治着手,开始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政权模型的伟大实践。首先,中共明确自身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