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从女性主体的观点出发,运用中共历史人物资料与中央和地方的组织史资料,探讨1921-1927年间的中国共产党女性党员的出身、婚恋与贡献,及其在妇女解放的过程中所代表的意义。文中所列的146名女性党员,为现有资料所能进行考察的数据。首先,本文关注的是女性为何与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就家庭背景方面而言,在本文所分析的134名女党员中,出身中上层者为数颇多；出身下层者则以农民居多,部分是童养媳。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早期女党员的构成中,出身名门的女性占了很大比例。就教育背景方面而言,以中学以上(包括中学)学历的知识分子群体占大多数,且不少为师范体系出身。整体而言,这些女党员在思想或行为上,显现颇多相似的抗议传统的“新女性”特质。她们之所以投身革命,除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吸引之外,亦有好多是为了摆脱包办婚姻或童养媳的境遇。而她们走上革命的引路人,以学校的老师、同学最多,其次是家人或长辈,有的则是直接受到中共党员的动员影响。其次,基于党的安全、志同道合以及日久生情等因素,女党员在选择恋爱与婚姻对象时,通常呈现出封闭性与排外性的特点,多与党内同志结为人生伴侣。然而,女党员在恋爱与婚姻方面却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一来是五四时期的新婚姻观使他们追求个人解放,二来没有一个法律法规来约束,加上现实中动荡不安的革命形势所致。此外,中共党组织也常以革命利益为由介入女党员的私领域。这也是一定社会环境下的一个必然结果。再次,女党员在投身革命事业的历程中,与“母亲”这一角色产生了硕大的冲突。她们或选择不生育,或因专致革命活动导致早产、小产或不育,甚至被迫送子、弃子等。在她们参与革命的同时,面临着身为母亲的两难困境。最后,就中共女党员参与革命的历程来看,在职责分配上她们必须对党绝对的服从。另一方面,女党员在党内从事的工作类型相当多元。国共合作之前,在政治思想宣传、妇女动员等方面展示出女性特殊的才能；国共合作期间,在思想宣传、培养妇女干部、军事、医护、文书等方面,都表现出不逊于男性党员的巾帼之风；然而在工作过程中,仍然避免不了遭遇到政治利益先行于女性主体的困厄。纵观本文研究的早期女性党员群体,她们多能摈弃贤妻良母的人生观,企望将一己之力奉献于改造中国,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在恋爱与婚姻方面也多能摆脱父母的包办婚姻,在情感上拥有相当的主动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她们的思想与行为仍然被政治力所束缚。然而,借由参与革命,她们在生命过程中所做的自我实现,已经是中国妇女解放史上的一种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