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昇是2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开路先锋,他的史学研究取径始终仰瞻时代潮流,以切合时宜的历史观念为指南。从早期的社会历史观到多元化的史观再到世界体系的全球史观的调新,他的每一次史学观念的新陈代谢,都能够源源不断地引进和吸纳新理论、新方法、新史料于自己的经济史研究当中,最终实现了其贯古通今、融中会西的史学特质。全氏史学特质的生成一方面源自于他波澜起伏的人生经历,另一方面得益于陶希圣、傅斯年、严耕望、梁方仲等诸多良师益友的引导和启发。他在北大求学时期如坐春风,饱读史学典籍的同时又广泛吸取陶希圣、傅斯年、钱穆等名师及多种流派的学养,为他积累了深厚的史学底蕴。在史学实践方面,全氏多次投稿《食货半月刊》,在研究中国行会制度史方面亦取得初步成果。任职史语所后,全氏在史料的搜集、考证方面颇为用功,他兼取陶、傅之长,在唐宋都市与运河研究以及货币与物价史领域大放光彩。执教台湾时期,全氏受亚赛尔与芮夫的影响,力图将西方工业区位理论运用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研究中,他从资本、运输、选址、制度、生产等各个方面详细论述了汉冶萍公司经营失败的原因并揭示了中国工业发展迟缓的根源。执教香港时期,全氏致力于研究明清时期的海上丝绸贸易对中国货币与物价的影响,最终完成了中国货币经济制度的体系化研究。史料扩充的多样性提供了全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优质材料,批判的眼光和理论方法的多元化带给全氏无数的灵感和技巧,注重中外经济史比较研究以及政治军事制度背后的经济因素,都使得他在具体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游刃有余。全氏一生以至高的热忱倾注学术与教学,不仅为中国经济史研究培养出众多人才,更为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港台的鲜活面相,其治史育人之精神值得后辈学者感怀追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