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综合性分析,旨在揭示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发生原因,希望探究出关于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治理对策,以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后农业税时代国家对乡村地区的大规模资源输送,农村黑恶势力犯罪愈发普遍,呈现出犯罪主体复杂化、犯罪领域广泛化、犯罪手段多样化等特征,并且出现犯罪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向基层政权渗透、犯罪“软暴力”等新的发展趋势。在乡村场域之下,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发生原因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在经济层面,农村经济发展的失序是滋生黑恶势力犯罪的经济土壤。一方面,农村资源的多元、资本的壮大成为部分黑恶势力犯罪的动机与动力;另一方面,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成为农村的不稳定因素,构成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主要群体。在政治层面,随着基层体制的改革,乡镇基层政府的职能越来越弱化,村民自治制度也难以发挥出实质性作用,乡村治理陷入低迷,这不仅为农村黑恶势力向基层政权渗透提供介入空间,甚至导致部分地方出现地方势力与基层政权的“合谋化”倾向。在社会层面,绝大部分农村已经由传统的乡土熟人社会变为“半熟人”社会或陌生人社会,由以往的共同行动单位变成原子化的个体。乡村社会的异质化、乡村规范的弱化、乡村精英的缺失等因素,共同导致乡村社会内部对黑恶势力的制约失效。在法律层面,相关法律规范与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实际不完全适应。一方面,村委组织法存在一些法律漏洞,为农村黑恶势力渗透到村委组织和介入乡村治理提供了可乘之机;另一方面,刑法在罪名及罪行等方面对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法律规制还不够完善,难以对农村黑恶势力犯罪进行有效规制。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一直强调依法治国,可是在对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治理过程中仍然具有明显运动式特征。虽然运动式治理在短时间内能压制农村黑恶势力犯罪,但其打击效果并不能持续很长时间,具有治理结果上的反弹性。长期的实践经验表明,作为一种事后治理模式,传统的运动式打击或单纯依靠法律惩治都治标不治本,难以从根源上治理农村黑恶势力犯罪。治理农村黑恶势力犯罪,不仅要治,而且要防,要结合农村实际情况,从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上消除农村黑恶势力犯罪产生的原因以及从法律层面完善对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规制。其一,在经济层面,构建农村良性经济秩序。首先要对乡村资本和资源的流动进行规范和引导,防止由于乡村的过度资本化而滋生黑恶势力犯罪;其次结合各不同地区农村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农民安居乐业、共同富裕。其二,在政治结构上,改良村政关系,打破农村黑恶势力的政治庇护。一方面要不断完善乡村基层治理体制,落实村民自治和乡镇政府职能发挥;另一方面预防和打击乡村利益联盟及黑恶势力“保护伞”。其三,在社会结构方面,一方面应当鼓励和支持乡村各类组织的发育、发展,创造乡村社会资本,增添社会活力;另一方面加强乡村德治主义文化建设,积极发挥乡贤群体的道德教化和规范引领作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重构乡村道德规范体系,塑造文明乡风、遏制农村黑恶势力犯罪之不良风气。其四,在法律层面,加强法治建设,完善相关法律规范。不仅要弥补村委组织法关于村民选举的法律漏洞,同时也要完善刑法关于涉黑涉恶犯罪的法律规制,尤其是弥补关于恶势力犯罪在定罪量刑方面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