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奈保尔是当代后殖民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他毕生一共创作出版了三十余部作品,无论是其前期的“记忆文学”,还是后期的“旅行文学”,都无一例外地围绕着“寻根”的主题展开。后殖民时代殖民体系瓦解所导致的殖民主客体的消亡、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二元对立的颠覆,促进了奈保尔基于文化身份追寻的独特叙事,而其多重边缘的身份及无根漂泊的经历又为其创作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但我们发现,在奈保尔的这种身份叙事中,殖民主义的压迫形式时常会被性别政治的权力叙述所替代,从而形成了这样一种逻辑：自我的身份困惑与权力诉求总是不自觉地转变为性别层面上的某种表达。在奈保尔的这些文本中,女性群体取代了传统的被殖民者形象,被当作男性自我的他者建构起来,成为他们用以确定自我存在的参照及陪衬。首先,在奈保尔的文本中,男性总是情感丰富的文化主体,而女性则是边缘沉默的刻板形象,甚至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美好的女性形象,《自由国度》中的琳达、《河湾》中的耶苇特、《游击队员》中的简等白人女性,都无一例外地被奈保尔贴上了浅薄无知、虚荣自负等性格标签。其次,女性群体不仅被塑造成男性自我参考与陪衬的他者,而且男性通过对女性的暴力侵犯和侮辱性的再现,实现了自我权力关系的拓展,他们总能以她们作为替代品寻得自己因身份错位而缺席的权力和地位。可以看到,在男性自我的发现与建构过程中,女性是男性自我身份建构不可或缺的他者,同时也是受男性贬损和唾弃的对象。奈保尔对女性的类型化描写,使得她们丧失了作为具体的人的价值与意义。一定意义上来讲,女性被化作一种观念化的存在,以“自我复制”的方式出现在不同的文本中。本文将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选取小说《游击队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考察奈保尔对女性的叙事策略。本文的论述主要分三个部分,分别对应《游击队员》所关联的三重文本：新闻报道《迈克尔·X和特立尼达的黑色权力谋杀》、小说《游击队员》以及小说男主人公吉米创作的小说。这三重文本同时组成了个“三重唱”,即三个男性的声音：奈保尔的声音、叙事者的声音以及男主人公吉米的声音。在这三重话语的作用下,女性的自我遭到了男性话语的严重扭曲。当然,本文的主旨并非揭露甚至批判奈保尔的男权叙事,而是希望结合文本分析考察奈保尔对女性的书写策略以及建构机制,探究女性形象在其笔下被赋予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