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作为重要商业资源之一的个人信息的财产价值不断地被开发和利用,个人信息的财产属性越来越凸显。然而,个人信息资源的不当利用甚至是滥用,严重威胁到了个人的信息安全,轻者被非法识别或获取,重者被严重泄露。近年来,由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引发的一系列诈骗、绑架、敲诈勒索等犯罪屡屡发生,以至社会的公共秩序遭受严重扰乱。当下我国已处于大数据时代的高速发展中,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无疑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左边是个人信息的保护,右边是信息开放共享,因此,对个人信息的内涵和外延的准确界定对协调两者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立法已初步形成了层次较明晰的规范保障体系,但这一规范体系还存在法律位阶不高、规范过于分散、不统一等较多不足,难以适应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立法保护的需要,以至于个人信息权被侵害的现象在诸多领域频繁发生,法律的充分救济变得十分困难,严重影响了公民学习、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等的正常运行,更有甚者,肆无忌惮的信息窃取、买卖和骚扰等还可能危及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安全。而要解决个人信息的立法保护,必须首先厘清“个人信息”的内涵和个人信息权的性质,学界对此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也形成了一些共识,但为了更全面的保护个人信息,可以将一切能对特定个人进行有效识别的信息,无论是单一信息,还是组合信息,无论是直接识别,还是间接识别,都判定为法律应当保护的个人信息。在此基础上,将个人信息权的保护从私法领域拓展到私法和公法的领域,调整范围做到最大限度的覆盖,并且上升到宪法基本权利的高度,从而逐步形成完整的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障体系。从现实来看,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面临着个人信息的不当收集,侵犯信息主体对信息的知情权、决定权;个人信息的“二次开发利用”,侵犯信息主体对信息的更正权、删除权;个人信息的泄漏,侵犯信息主体对信息的保密权、收益权等挑战,尽管通过法律解释和直接适用,可以在《宪法》、《民法》和《刑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中找到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依据,但也存在宪法保护具体规范的空缺、基本法保护的缺失、基本规范的不协调、监管机构的缺少、救济制度不完善的不足。对此,可以适当对国外个人信息立法保护的经验进行借鉴,结合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过程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有针对性地加以完善。主要措施可采取以宪法保护为基础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体系、选择统一立法模式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法律、完善部门法中个人信息保护的具体规范、设立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监管机构、加强行业自律机制建设、健全法律救济途径等方式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