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公民个人信息散布于社会运转的各个过程、各个阶段,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此背景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大量涌现,公民个人信息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威胁,相应地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也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我国《刑法》对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也由间接介入转为直接介入,设立了专门的罪名并出台了相关的司法解释,但这些规定在复杂多变的司法实践中已然陷入诸多困境,对此,本文主要结合现阶段出现的关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刑法介入的实际问题展开论述,试图为更进一步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导言部分主要阐释了关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整体立法概况,同时提出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然对传统的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形成了冲击,给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刑法介入带来了新的挑战。在本文的主要内容上,主要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刑法介入的基本概况进行论述。包括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边界予以明确,并分析梳理了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刑法介入的轨迹演变。第二章,结合当前的实践情况来看,关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刑法介入力度仍显不足,主要表现为:对公民个人信息个人法益保护略显偏重、入罪行为遗漏以及法定刑设置畸轻等问题。第三章,根据现阶段出现的诸多关于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不足的问题,学术界呈现多元化调整立场。但可以明确的是,为进一步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个人法益及公共法益的安全需要,刑法需要发挥其应有功能作出一定的理性判断与调整。在具体调整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刑法介入时,应当建立在现实需求的基础之上。首先,应当明确当前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刑法介入状况已然不能完全保障公民个人信息法益,刑法需要进行必要调整;再者,刑法介入调整的价值理念应当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要求,顺应当前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实际需求,避免刑法的介入过于滞后化、刻板化、过度化;最后,针对现阶段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刑法介入问题进行具体的策略调整,包括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刑法介入的法益平衡调整、入罪行为类型调整以及处罚模式调整。最后是本文的结论部分,针对全文的论述内容进行了回顾与总结,主张刑法应当积极应对时代变迁下关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出现的新问题,及时进行理性且必要调整,进而有效发挥刑法的应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