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犯罪自古以来就层见迭出,当前社会经济不断蓬勃发展,伴随着贿赂犯罪的不断滋生,其危害性更是朝着纵深方向蔓延,国家廉政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性首当其冲地受到腐败现象的影响。相对应的,我国反腐败正处于高压态势,反腐败力度愈发高强,越来越多的官员受贿行为被公之于众,社会公众对于大大小小的受贿行为投注了诸多关注。但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行贿行为比之受贿行为,或多或少受到的关注度会低于后者。然则,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作为对向犯,二者的危害性实则难分伯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看,行贿犯罪略高一筹。行贿犯罪具有主动性,行贿行为更深层次地诱发了受贿行为,但是基于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的严格要求,国家与社会公众将贿赂犯罪中的受贿犯罪行为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无可避免的行贿行为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忽视,其中的单位行贿罪更是如此。实际上,单位作为行贿方具有整体性,极大程度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公平性,也直接主动地侵蚀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然而相较于受贿罪、行贿罪等传统罪名而言,单位行贿罪没有得到相对应的重视,有损于理论的发展与司法的适用。笔者从单位行贿罪的司法适用现状中的衍生问题入手,对应单位行贿罪主体界定不明、单位行贿罪共同犯罪问题解析不明、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刑罚失衡三大问题进行剖析与解读,以期对单位行贿罪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运用有所助益。按照总分的结构,第一章总起问题,剖析单位行贿罪适用的具体三大困境,第二章至第四章对应这三大问题逐章逐节进行分析。第一章从单位行贿罪的司法适用现状进行分析,主要从单位行贿罪的实证研究与适用困境两部分入手。一方面探讨现今于司法中单位行贿罪是如何使用的,另一方面从适用现状中剥离出所暴露的三大难题:单位行贿罪主体界定不明、共同犯罪问题解析不清以及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的刑罚失衡。第二章围绕单位行贿罪的主体界定问题进行阐述,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单位行贿罪犯罪主体的问题,具体进行了单位内部职能、分支机构是否能够成为单位行贿罪的主体以及何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探讨;第二部分是关于特殊情形的探讨,“一人公司”能否作为本罪的犯罪主体、混合身份时的行贿如何处理以及单位对单位行贿的情形认定。第三章针对单位行贿罪的共同犯罪类型化解读。学术界现在普遍认为单位也能够成为共同犯罪的主体,但共同犯罪的理论较为混杂,这直接影响到单位参与的共同犯罪问题未能明晰。单位参与的共同行贿存有“单位+自然人”与“单位+单位”模式,“单位+自然人”共同行贿又具有与单位内部自然人及外部自然人共同行贿之分,这三种共同犯罪形态需要分别进行认定与研究。第四章所讨论的问题为对单位行贿罪的量刑与刑罚配置的反思。首先进行了“二元主体立法结构”下单位行贿与自然人行贿的立法沿革回顾,接着进行了这种结构的审视与反思,进而引出单位行贿与自然人行贿的刑事处罚与量刑标准是否需要同一化问题的探讨。笔者期待单位行贿罪中这三大难题能够在立法与司法中适时地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