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学自孔子始,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传统。从孔孟讲学被看做是政治失意的选择,再到宋儒讲学以“得君行道”,讲学与政治的关系往往密不可分。直到明朝,科举制度的日益僵化、朝廷官员的日益饱和以及专制皇权的日益加剧,讲学又一次成为了仕途失意或不入仕途的读书人安身立命之所在。冯从吾生活在晚明时期,正逢万历朝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异端邪起、政治昏庸,整个王朝开始走向衰败的时期。他在自己早年时就开始心向圣学,并一生仔细钻研儒家传统心性之学与朱子的工夫论、阳明的良知学。冯从吾将讲学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他的讲学人生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早年步入仕途之前与初入仕途之时于正学书院与秦关王公一同讲切关洛要旨,但在许孚远的心学影响下他的讲学思想经历了由濂洛之学到见彻本源的心学的转变。万历二十年,在上书《请修朝政疏》激怒神宗被贬后,他林隐关中二十六年不问政事,讲学的重点在于启发人性之善与良知,从而教化群众,这是一条“自觉觉他”与从修身到齐家、平天下的大学之道。第三个时期,是他晚年在国家忧患之际,于天启初年毅然赴京与邹元标建立首善书院讲学时期,在这个时期他的讲学强调在一“正”,“学问更须一正”,做人也应该“正心诚意”,从而使国家上下明辨是非、善恶,激发忠义爱国之心。冯从吾的一生虽然都在避免与政治牵连,然而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声望导致他的讲学活动总是遭受政治的迫害。但是他在坚持讲学活动中,体现的不仅是讲学对于个人修养或者士人群体安身立命的意义,更激发了一种学校和书院真正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大学精神。学校和书院不应该成为天子“养士”的地方,或者是朝廷的附庸,儒生求取功名的场所。而是应该拥有正确的是非判断,引导社会舆论和精神,使其能够成为“天子亦遂不敢自以为非是”的约束和准绳。这即是冯从吾一生讲学的坚持与努力,也是他讲学人生最重要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