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代在英国人眼中是英国国力强盛的时代，是科学昌明、文化勃兴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焦虑的时代、怀疑的时代。在对现代性工程进行反思的文人知识分子群体中，马修·阿诺德无疑是一个独特的人物。
　　他是一位诗人。在诗歌创作中，他追求西方哲学传统的理性自制的精神，以纯正而有度的情感、清晰明澈的命意、细致而深度的语言等古典趣味抗衡时代浪漫的诗风。他倡导广义的诗歌批评，倡导诗歌承担起培养公众智慧、纯洁民族精神、提高社会格调的文化使命。
　　他的社会政治批评和他的文学批评观念一脉相承。在作为社会整合力量的精神枢纽的宗教日渐式微的背景下，阿诺德一方面希望诗歌担当起宗教的重任，“希腊化”毫无品味的中产阶级“菲利士人”，另一方面，他又为时代宗教危机寻求出路。他认为，宗教必须还原到它的原初教义上去，真义只有从修辞、隐喻的角度才能真正得到领悟。宗教理应和现代科学一道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
　　阿诺德不反对资本主义，但他对市场万能的资本主义原教旨主义表示怀疑。他要人们警惕市场的逻辑弥漫至一切社会机制。他就现代精神和现代生活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提出了现代生活应具备的三个领域:对工业、贸易和财富的追求、对理性、思维的热爱和对美的事物的热爱。他看到了社会民主化，政治权力从老派贵族向社会中下层转移的趋势，看到了工商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成为事实上的主导阶级。正是在这个阶级身上，阿诺德集中了批判的火力。他把中产阶级“菲利士”文明称为“机械文明”，在这里，“机械”的意思是两个方面的。其一是，在财富日益增加的时候，人们对积累财富的目的却失去了判断，进步就等同于机器，等同于金钱;另一方面，人们将宗教信仰、政治自由等本身视为目的，他们的自由像机器一般僵化而具有排他性。
　　阿诺德对文化的强调自不待言。他将文化定义为“对世上所思所言的最好的东西的学习与传播”。文化在阿诺德眼中，与其说是一种知识体系，不如说是一种对世界的态度和人的思维运用。文化将“科学的热情”和“行动的热情”相结合，让人们与追逐金钱的信条、与党派立场、与一切成见暂时拉开距离。
　　阿诺德的国家观与他的文化观紧密联系着。文化的进步不仅要依靠诗人和知识分子，还需要一个代表着集体理性和智慧而行动的大写的国家。
　　阿诺德其实并不清楚他理想中的国家将会以何种方式来超越个人和阶级，来拥抱共同体的集体意志。他也未能说明，国家共同体的“最佳自我”将会如何在大写的国家中得到表达。阿诺德的国家观念是一种理想。大众理性缺失而国家充当理性守护神的观点很容易让人怀疑他的威权甚至集权倾向。其实，他的生命和写作的主旨在于拥抱文化。他坚持时代精神，希望有一个大写的国家，来克服无政府状态，让英格兰民族共同体的集体性格充分实现，让它的“最佳自我”得以表达，让它实现“智性救赎”，走向现代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