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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美国特朗普政府以中国未能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和强迫技术转让等理由,宣布对华实施加征进口商品关税的制裁行动,并针对中国的反制措施一再扩大关税制裁的规模。美国这一规模空前的以知识产权保护为由发动的贸易摩擦,不仅会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带来重大影响,而且也对整个世界经济带来极大震荡。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发动此次知识产权贸易摩擦?对华知识产权贸易摩擦又会对中国商品对外出口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后果?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不断加剧的美国对华知识产权贸易摩擦?怎样防范和化解贸易摩擦加剧可能带来的重大风险?这些都是当前急切需要理论界进行深入探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而本文将力图对此作出回应。
本文的研究内容除绪论外,主要包括以下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即本文第二章),集中解析与知识产权贸易摩擦相关的基本概念,如贸易壁垒、贸易摩擦、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知识产权贸易摩擦;与此同时,对有关知识产权贸易的基础理论,如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贸易与关税保护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自由贸易理论;新国际贸易论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理论等加以研究介绍。通过对这些概念的解读和对基础理论的分析研究,为后面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即本文第三章),从法学和国际法的角度出发,研究美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各项法律法规产生和完善的历史过程,以及美国与世贸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及假冒商品贸易协议》相关的法律条款。在此法律背景研究介绍的基础之上,分阶段先后研究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美知识产权贸易摩擦的历史发展、不同特征及贸易摩擦化解的不同方式和对策。
第三部分(即本文第四章),从2017年1月特朗普任美国第45任总统以后,奉行“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政策取向,率先挑起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主要理由的规模空前的对华贸易摩擦。论文在这一部分首先全面分析了美国率先挑起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主要理由的对华贸易摩擦的发展演变过程,总结出此轮知识产权贸易摩擦具有指控对象多元化,解决方式单边化,惩罚范围全面化三方面的新特点;对特朗普发动规模空前的对华知识产权贸易摩擦的国内经济原因、政治原因和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巨变的三大主要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由此从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中,揭示出此轮知识产权贸易摩擦的新特点和新原因。
第四部分(即本文第五章),中国商品进口国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我国商品出口影响的实证研究。这一部分基于CEPII—BACI数据库中2006-2017年全世界进出口贸易的HS6分位产品的贸易数据,在对原始数据初步筛选后,得到共计12261574组, 73569444条有效数据。根据收集到的包括美国在内的2017年中国商品出口总额排名前10位的10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产品数据细分的贸易额、贸易量等数据计算得出中国商品出口贸易的扩展边际、集约边际、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再将贸易引力模型扩展后,运用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知识产权保护度等变量,计量分析中国商品进口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中国商品出口贸易三元边际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名构筑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并以此为由发起对中国的知识产权贸易摩擦,势必会对中国商品出口造成负面影响。
第五部分(即本文第六章),在研究日本、韩国应对由于知识产权与美国发生贸易摩擦的启示的基础上,参考博弈论和阿克斯罗德重复囚徒困境实验结果所获得的结论:只要贴现因子足够大,在发生贸易摩擦时,“一报还一报”的策略不是得分最高或者说获得回报最大的策略,选择“总是合作”比选择“一报还一报”更好,更有利,提出中国应对美国对华知识产权贸易摩擦的对策,就是要摒弃“以一报还一报”的思路和策略选择,而要选择“合作”。在这一总体思路指导下,提出化解中美知识产权贸易摩擦的根本途径是:全方位增强和完善我国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水平;全面提升我国国家和企业的R&D资源投入;以更进一步的开放与放开激发创新的强大内生动力。
本文的研究内容除绪论外,主要包括以下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即本文第二章),集中解析与知识产权贸易摩擦相关的基本概念,如贸易壁垒、贸易摩擦、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知识产权贸易摩擦;与此同时,对有关知识产权贸易的基础理论,如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贸易与关税保护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自由贸易理论;新国际贸易论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理论等加以研究介绍。通过对这些概念的解读和对基础理论的分析研究,为后面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即本文第三章),从法学和国际法的角度出发,研究美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各项法律法规产生和完善的历史过程,以及美国与世贸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及假冒商品贸易协议》相关的法律条款。在此法律背景研究介绍的基础之上,分阶段先后研究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美知识产权贸易摩擦的历史发展、不同特征及贸易摩擦化解的不同方式和对策。
第三部分(即本文第四章),从2017年1月特朗普任美国第45任总统以后,奉行“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政策取向,率先挑起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主要理由的规模空前的对华贸易摩擦。论文在这一部分首先全面分析了美国率先挑起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主要理由的对华贸易摩擦的发展演变过程,总结出此轮知识产权贸易摩擦具有指控对象多元化,解决方式单边化,惩罚范围全面化三方面的新特点;对特朗普发动规模空前的对华知识产权贸易摩擦的国内经济原因、政治原因和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巨变的三大主要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由此从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中,揭示出此轮知识产权贸易摩擦的新特点和新原因。
第四部分(即本文第五章),中国商品进口国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我国商品出口影响的实证研究。这一部分基于CEPII—BACI数据库中2006-2017年全世界进出口贸易的HS6分位产品的贸易数据,在对原始数据初步筛选后,得到共计12261574组, 73569444条有效数据。根据收集到的包括美国在内的2017年中国商品出口总额排名前10位的10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产品数据细分的贸易额、贸易量等数据计算得出中国商品出口贸易的扩展边际、集约边际、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再将贸易引力模型扩展后,运用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知识产权保护度等变量,计量分析中国商品进口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中国商品出口贸易三元边际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名构筑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并以此为由发起对中国的知识产权贸易摩擦,势必会对中国商品出口造成负面影响。
第五部分(即本文第六章),在研究日本、韩国应对由于知识产权与美国发生贸易摩擦的启示的基础上,参考博弈论和阿克斯罗德重复囚徒困境实验结果所获得的结论:只要贴现因子足够大,在发生贸易摩擦时,“一报还一报”的策略不是得分最高或者说获得回报最大的策略,选择“总是合作”比选择“一报还一报”更好,更有利,提出中国应对美国对华知识产权贸易摩擦的对策,就是要摒弃“以一报还一报”的思路和策略选择,而要选择“合作”。在这一总体思路指导下,提出化解中美知识产权贸易摩擦的根本途径是:全方位增强和完善我国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水平;全面提升我国国家和企业的R&D资源投入;以更进一步的开放与放开激发创新的强大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