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翻译研究将翻译仅仅看作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字转换，其研究的侧重点往往在于原作与译作之间的文本对比，而遵循的判断标准往往是“忠实”和“对等”。传统的翻译理论把原文看作译文的“绝对标准”，认为译者应该摆脱主观干扰，客观地再现原文，使译文忠实于原文。这种传统译论的积极作用在于从理论上强调了翻译的客观性。然而，因为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还会受到其他非文本因素的影响，所以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不可能做到绝对忠实。当代西方翻译界开始重新审视翻译的对等问题，他们突破传统观念，将翻译行为放到一个宏观的跨文化的大语境中，从全新的角度对翻译重新审视，从而实现了翻译的“文化转向”。“文化转向”在翻译界的提出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翻译学者们开始把眼光投向与翻译密切相关的更广阔的领域，开始重视文化、历史等非文本因素对翻译可能产生的影响。他们意识到翻译绝不仅仅是与语言相关的“等效”问题，它还涉及到文化，意识形态，权力关系，政治等语言之外的因素，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现象。文化派代表人物之一勒菲弗尔详细讨论了历史、文化因素中的两种因素——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对译者的影响，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两种意识形态和两种诗学观即译者自身意识形态、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以及译者自身诗学观、社会主流诗学观的影响。无论哪种意识形态或诗学观占上风，它对翻译的影响都会体现在译作之中。勒菲弗尔认为翻译的不“忠实”现象往往不是因为译者的水平，而是特定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观或是译者既定的个人意识形态的干扰使然。本论文的作者从“文化转向”的提出和对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对译者的影响的分析着手，对傅东华和另外两个合译者黄怀仁、朱攸若在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翻译的《飘》进行对比，探索两译本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的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诗学观的影响中，到底是哪种意识形态或诗学观占了上风，以及它们的影响在译文中的体现。通过对比旨在提出：对于一篇翻译作品的评价如果只是基于源文本和目的文本之间单纯的语言文字上的对比，实际上是不全面的。翻译批评和评价还应该充分考虑到诸如意识形态和诗学观这样的历史、文化因素对译者的影响。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四章。引言简要介绍了本文的主题和基本结构。第一章对翻译研究的发展做了简要回顾，引出了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和热门课题“文化转向”，并对“文化转向”的发展和意义进行了阐述。第二章主要介绍安德烈·勒菲弗尔系统论的理论背景和它的三要素即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定义以及它们对译者和译作的影响。第三章首先对小说和小说不同时代的译者和以及该小说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并通过对两个不同时代译本的比较分析揭示了意识形态对译者和翻译过程以及译作的影响。第四章通过对两个译本的分析从不同层面揭示了诗学观对译者和译作的影响。结语对全文的主题进行了总结和归纳，阐明正是历史，文化等种种非文本因素导致了译本的不同，而不同时代的读者对不同译本的接受证明了译本的成功以及不同译本所具有的时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