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丛报》是郫治文在广东创办的一份月刊,其中含有大量翻译文本,尚未得到翻译学者的重视。现有研究只是零星探讨,焦点亦是原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间的文字转换,并未将翻译的外围因素纳入考察范围。这些翻译虽在思想殖民计划中起着共谋作用,但其具体角色和运作机制仍未被揭示。基于勒菲弗尔的制控概念和提莫志克的翻译转喻概念,本文设计了一个分析工具——阐释即制控。阐释是翻译策略,制控则是状态或目的。理论而言,阐释可以是中立的,即纯粹的技术工具;制控可视为自然结果,存在于每一翻译实践中。但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即清政府与西方处于外交不平等的地位,阐释即制控这一机制不可能是纯粹中立的文字转换。传教士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神学观,怀有“翻译”中国的殖民计划。通过翻译,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全方位的中国形象,即一个无知、野蛮、亟待西方福音拯救的国度。该形象的建构将其殖民计划合法化,使其在传播福音和文明的幌子下开启殖民工程。本文将分析四个题材的翻译文本,揭示传教士构建中国形象的具体方式以及构建出的具体形象,它们分别是文学、教育、政府公文与历史翻译。文学是西方了解中国人国民性的捷径;教育文本用以凸显中国教育系统的无效性;政府公文便于西方与清政府打交道;历史有助于了解中国的过去。这四方面的翻译最直接地参与到中国形象的构建中,是殖民计划的重要实践手段。《中国丛报》发行的时间正值鸦片战争前后。殖民中国是帝国主义西方整个殖民计划的一部分。因此,后殖民主义的思想贯穿本文,可被视为本文背后隐藏的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