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性是法律语言的最重要特点之一。在立法文本中,立法者试图以最少的语言传达最丰富的法律信息,因此模糊语言在法律文本中似乎很难找到一席之地。但大量研究表明,模糊语言至关重要,是构成法律语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有助于实现法律语言的概括性功能。然而,关于模糊语言的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语义方面,并没有为模糊语言的理解和翻译提供足够的解释和可行的指导方针。基于关联理论和双明示-推理模式,本论文致力于从语用学角度研究法律文本中的模糊语言及其翻译。不同于传统的编码解码翻译模式,双明示推理模式为译者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工具和理论基础,以便更好的理解和翻译模糊语言。该模式将整个翻译过程分为两个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两个过程。在第一个过程中,译者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推测模糊语言的含义和立法者的法律意图;在第二个过程中,他将获得的信息明示给法律文本的读者,明示过程中同时考虑译文读者的期待和认知环境和法律文化等因素。在两个过程中,译者的推理和翻译活动严格遵循最佳关联原则。他应尽力提供一篇理想的翻译,具有最大语境效果同时读者只需付出最少的认知努力。通过对近两三年的法律法规中各种模糊语言的分析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两个英译本的个案研究,本文作者很好的验证了将关联理论和双明示-推理模式运用在模糊语言研究中的可行性。虽然本研究只涉及到立法文本中模糊语言的研究,但是希望可以对其他类型法律文本中模糊语言的相关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