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问题关系国计民生,而当前房价过高一直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难题,随着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手段的不断升级,商品房限购令自发布以来便引发了社会各界的争议,有支持也有反对的声音,支持者认为它确实起到了遏制房价和抑制投资性购房的作用,反对者则认为其与法律相悖,不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商品房限购令主要包括对购房资格和数量的限定、对商品房交易过程的限制等,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能完全否认限购令的作用与存在价值。商品房限购令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针对商品房限购所出台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也属于抽象行政行为。作为行政机关做出的抽象行政行为,限购令必然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合法性上的审视。但是随着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行政管理方式的变革,传统行政法学面临着新的挑战,仅仅依靠传统的合法性理论已经难以充分回应复杂的公共行政问题,尤其针对住房领域的行政活动,商品房限购令是政府为了实现宏观调控的目的而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干预的一项行政调控政策,故笔者以近年来兴起的新行政法理论为基础,借鉴朱新力教授的“合法性”与“最佳性”二维框架,尝试将行政法学与其他学科,如公共行政学、行政决策学等,结合起来对商品房限购令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行政“合法性”从限购令的主体权限、内容和制定程序三个方面探讨限购令存在主体越权,内容与上位法抵触以及制定程序存在瑕疵等问题;行政“最佳性”主要从行政裁量与比例原则,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两个方面进行探讨,结论为虽然政府能够行使自由裁量权对商品房进行限购,但要在合理的限度内行使,即适用一定的比例原则;在限购令的决策过程中显然缺乏民主参与和专家论证,故需要在程序上注重增强民主性和科学性。为弥补商品房限购令的不足,将商品房限购令纳入法治轨道,笔者建议从三个方面进行完善,即明确限购令作为临时性配套措施的定位;完善限购令的制定程序;拓宽限购令的监督救济途径。除此之外,笔者还尝试从其他角度对完善住房调控提出初步建议,即强化分类调控思路;健全房地产税收机制;完善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