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社会教育”这一名词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广义的社会教育的范围特别广,任何时间、地点,任何方式的能够增进人们知识、技能、身体健康或者能够形成、改变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任何活动都属于社会教育的范畴。狭义的社会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外的由社会机关团体对社会成员实施的教育。本文主要考察的就是狭义的社会教育。抗战时期的社会教育既作为教育事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发展推进,又作为一种教化民众、激发和训练民众参加抗战救国事业的手段而存在,同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大资产阶级专制教育方针贯穿社会教育活动的每个过程。由于战争环境的影响,社会教育带有战争的特性。无论是教育的目标、内容、重点对象、方式都与平时发生了很大变化,带有明显的战时色彩。本文主要从宏观上对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社会教育实施状况进行考察,指出社会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其原因进行分析评价。通过这一考察认识社会教育对于教育本身和抗战等其他社会事业的重要性,总结社会教育发展的规律为今天的社会教育发展提供一点经验教训。论文共分六大部分,第一部分分析抗日战争这段动乱年代中,在国力匮乏的情况下,国民政府继续推进实施社会教育的必要性,也可说是目的。主要从政府责任、“三民主义”宣传需要、与中共争夺民众学需要、与日伪争夺民众需要、抗战建国、维护统治秩序需要几个方面展开叙述。第二部分从整体上介绍抗战时期社会教育的概况。主要从教育目标、教育对象、行政组织、社会教育人才培养、经费、教材读物、督导与考核、社会教育的机关团体几方面展开论述。第三部分分别从民众教育馆、电化教育、失学民众补习教育、戏剧教育、图书馆和科学馆、社会教育工作团体、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巡回施教车、伤兵和难民教育等九个方面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进行介绍,力图展现社会教育的全貌并简单介绍各项事业的效果。第四部分从整体上考察社会教育的效果,一方面是社会教育作为事业发展的效果,另一方面是作为抗战动员手段的实施效果。第五部分考察所得效果的原因分析,从对社会教育的认识问题、实施主体方面、受众方面、经费短缺、其它等五个方面展开。第六部分主要简单说明国民政府实施社会教育所反映的问题和笔者对发展社会教育的简单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