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诸多重大影响,其中之一表现为知识产权诉讼案件的数目不断逐年上升。基于知识产权客体所具有的无形性、专有性、可复制性、地域性等特点,使得在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中的证据也呈现无形性、隐蔽性和时间性的特点,此为该类取证的难点所在。当事人往往因为缺乏合法的技术手段,取证困难重重,所以,刑事诉讼法学中的诱惑侦查方法逐步在知识产权诉讼中加以应用并发展。知识产权诉讼中的陷阱取证问题由“北大方正诉北京高术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案”发酵而来,法官在判决中首次提出该案的取证行为为“陷阱取证”,自此,知识产权诉讼中的陷阱取证概念的厘定、采取该取证行为的合法性、陷阱证据的证据能力、规范路径等问题纷至沓来。我国多数法官、律师认为应当将知识产权诉讼陷阱取证作出购买取证与诱导取证的区分。通过剖析经典案例,不难发现,法官与律师在实务中对购买取证所得的证据普遍认可,在知识产权诉讼案件当中采用购买取证方式既能克服该类案件中取证的难点,又能提高司法效率,但是,其与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公平诚信原则、利益衡量原则等原则之间仍然存在一些矛盾。司法实践中,购买型证据的证据能力频频受到质疑。因此,对知识产权诉讼陷阱取证进行法律规制迫在眉睫,首先,应当在立法中将陷阱取证更正为具有中立性的策略型取证,以避免陷阱的违法涵义,厘清陷阱取证的概念,明确购买型取证与诱导型取证之间的界定标准。其次,从陷阱取证的角度出发完善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与实体问题相关的规定,确认购买型证据证据能力。对于购买取证的轻微违法属性导致其所得证据在证明力方面的瑕疵,宜对民事证据补强规则进行完善,通过补强证据的证明来使购买型证据的证明力得到提高。最后,在司法层面,应当规范法官在裁判文书中使用法律术语的方式,同时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科学地规制。